个体工商户打冰扫雪为何难？/汤雷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2:51:55 浏览: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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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打冰扫雪何其难？
-----------为打冰扫雪工作进言
汤 雷
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行政处罚办法》规定：“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应当按照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划分的责任区域，履行清扫保洁和冬季冰雪清除义务”。
为促使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自觉履行冰雪清除义务，克拉玛依市、区两级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一直在为完善我市冬季的打冰扫雪工作而努力。据不完全统计，仅克拉玛依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2002年就与市区范围内的807家单位、个体工商户签定了《打冰扫雪责任书》。克拉玛依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2002年共查处未履行冰雪清除义务的违法行为128起，5647.3M2的冰雪得到了及时的清除。冰雪的及时清除，维护了城市市容环境的整洁卫生，解决雪后行人、车辆通行难的问题，也使人民群众因为雪后路滑而造成的人身、财产伤害的危险降到了最小的程度。
当我们审视我市冬季打冰扫雪工作和所采取的措施时，执法人员认为主管部门对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冰雪清除义务的监督措施是得当的，而对个体工商户冰雪清除义务的监督措施并不十分得当，采取的措施也不能够完全解决清除冰雪的问题。
一、对个体工商户冰雪清除义务所采取的措施和弊端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所采取的促使个体工商户履行冰雪清除义务的措施，通常是先与个体工商户签定《打冰扫雪责任书》，在《责任书》中对个体工商户履行义务的时间、面积、标准给予逐一的规定，然后再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进行及时的检查和督促。
在签订《责任书》的主体上，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一般是与经营场所的直接使用人签定。经营场所的直接使用人，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使用该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是该场所的产权所有人；二是使用该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是该场所的承租人。对于后者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承租居民住房后院、居民在市面上购买的门面房；第二种情况是承租企事业单位在市面上的门面房。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承租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的不稳定性，容易造成以下工作中的弊端。
（一）由于承租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在签订了《责任书》后，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经营不善而转让经营场所。如果在转让时没有将打冰扫雪的义务及时告知新的承租人时，造成新承租人无法了解本经营场所需要履行的打冰扫雪义务，最终造成管理部门和个体工商户之间的纠纷。如克拉玛依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2002年受理的一起打冰扫雪行政复议案件，就是由于旧承租人在转让经营场所没有及时告知新承租人有关情况，最终造成新承租人由于认识上的不足而与管理部门发生了纠纷。
（二）由于个体工商户其主要精力放在经营上，没有专人对履行打冰扫雪义务的时间、标准进行负责，造成冰雪虽然得到了清除，仍然达不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2003年受理的一起打冰扫雪行政复议案件，就是个体工商户在清除责任区的冰雪时，由于在清除标准上与管理部门的要求不一致而产生了纠纷。
（三）如果降雪在晚上，则必须要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上班前后的一定时间内将责任区内的冰雪进行清除，以避免行人和车辆的损伤。现在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上班时间大体一致，可以在统一的时间内及时地清除冰雪，尽量避免因为路滑而导致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出现损失的情况。个体工商户由于经营时间比较晚，与正常上下班时间不一致，其营业时大部分降雪因为车辆、行人的拈压、踩压，都已结成坚硬的冰块，不仅给清除造成了困难，而且也使行人和车辆处在危险状态。
（四）执法部门在日常进行监督检查时，由于存在大量不履行义务的个体工商户，执法人员即要对其进行处罚，又要兼顾执法的效率，经常是适用简易程序对个体工商户进行处罚。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对不履行冰雪清除义务的当事人，执法部门可以给予5元—10元/M2 的罚款。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处罚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只能给予个体工商户最高50元的罚款，造成执法人员为提高执法效率而在认定事实只认定个体工商户没有履行5M2—10M2的冰雪清除义务。而实际上大多数个体工商户未履行的冰雪清除面积远远超过了10 M2，在客观上造成了放纵危害后果的情况。
二、对个体工商户冰雪清除义务应采取的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的出现，笔者认为如果既要及时解决个体工商户打冰扫雪的问题，又要有利于管理部门的管理，可以改变现在这种与个体工商户签订《责任书》的模式，选择与出租经营场所的产权所有人签订《责任书》。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监督冰雪清除工作的主管部门，完全可以选择管理部门认为适合履行义务的相对人来履行义务。具体的说，选择出租经营场所的产权所有人履行冰雪清除义务有以下两种情况可供选择：
一、经营场所是居民住房后院、市面上的门面房。对于经营场所是居民住房后院的，可由社区的工作人员在充分了解冰雪清除标准的情况下，负责对出租经营场所的居民进行监督，督促其自觉履行冰雪清除义务。而作为出租者也可以及时组织承租人与其一起履行冰雪清除义务。在签订出租房屋协议时，承租双方也可以就冰雪清除义务等事项签订协议，在承租人不协助出租人履行冰雪清除义务时，给予相应的合同惩罚。对于市面上的门面房的出租人，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还是要依靠出租人自觉的履行和管理部门的督促检查来完成冰雪清除义务。虽然治理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但是与要求承租房屋的个体工商户来履行冰雪清除义务来说，效果确是十分明显的，至少冰雪清除义务的履行标准和范围对于义务履行人来说是确定的。
二、经营场所是企事业单位在市面上的门面房。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企事业单位为冰雪清除义务的履行人是最恰当的。为了管理这些门面房，各企事业单位大都有专门部门管理这些门面房。要求这些专门部门代表其单位履行冰雪清除义务，比要求个体工商履行义务有着许多优点：
（一）这些门面房的管理机构是固定的，克服了由于个体工商户的不稳定性而发生的义务履行不明的困难；
（二）这些管理机构可以专门委派人员学习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各项规定，在扫雪打冰的标准上可以与管理部门保持一致；
（三）由于这些企事业单位在承租房屋的时间、价款等方面都有极大的优势，其凭借租赁关系中的地位，很容易将租赁户组织起来履行冰雪清除义务；
（四）由于这些机构都是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出现，在其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冰雪清除义务时，执法部门也可以给予较为严厉的处罚，做到损害结果与惩罚力度相当。这样既教育了当事人也纠正了违法行为。
以上是笔者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点体会。希望本文能够为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做好冬季打冰扫雪的监督管理工作，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中国政府 巴西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愿在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府的原则基础上加强两国科学技术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应在平等互利和对等的基础上，促进两国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里的科技合作的开展。具体合作领域将通过外交途径确定。
第二条 本协定所述的科技合作将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一、相互派遣科技人员和专家对对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知识、经验和成就进行考察实习；
二、相互聘请科技人员和专家传授科学技术经验；
三、共同研究科技课题，以便实际运用其研究成果；
四、组织报告会、讨论会和讲座；
五、相互交换科技资料和情报，以及供科学研究和实验用的种子、苗木、样品等；
六、交换研究和实验成果，包括专利和专门技术的许可证；
七、缔约双方同意的其它合作方式。
第三条
一、缔约双方可签订本协定的补充协议，并根据补充协议开展合作；
二、补充协议应规定开展合作的条件，确定具体项目的内容、执行机构以及为实施项目所需的科技人员和专家人数、期限和执行时间；
三、上述一、二款所述补充协议将通过外交途径或由根据第四条规定成立的
中巴科学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商定。
第四条
一、缔约双方同意成立中巴科学技术混合委员会，负责办理有关执行本协定及其补充协议的事宜，定期对科技合作的成果作出评价，并向双方提出建议；
二、中巴科学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外交部协调组成，并在双方认为适合时，轮流在中国和巴西举行会议；
三、必要时，中巴科学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可与中巴贸易混合委员会会议同时举行：
四、中巴科学技术混合委员会休会期间，本协定的执行机构将通过外交途径保持联系。
第五条 有关执行本协定所需费用的支付办法，将由中巴科学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或通过外交途径另行商定。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外交部为本协定的执行机构。
第七条 为实施本协定第二条，缔约一方向缔约另一方派出的科技术人员和专家应遵守对方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得从事任何未经缔约双方预先批准的使命以外的活动。
第八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的现行法律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为实施本协定提供必要的方便。
第九条
一、缔约双方在履行完毕本协定所必需的内部法律手续后，应以照会形式通知另一方。本协定将自后一方通知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定有效期为五年，除非缔约任何一方通知另一方决定终止，否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顺延。如缔约一方通知另一方决定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另一方接到通知后第九十天起失效。
三、本协定的终止不影响按第三条签订的补充协议规定的并正在执行的计划和项目的完成，除非双方另有协议。
本协定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葡萄牙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黄 华 拉米罗·萨拉瓦·格雷罗
（签 字） （签 字）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
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并呈现出“量刑依附于定罪”的制度格局。当前，这种制度格局不仅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挑战和变革压力，而且已经不能承载与实现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作为中央政法机关推进的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追求公平正义、实现量刑均衡为目标的量刑程序改革早已经拉开了序幕，在量刑的公开性及公正性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我国传统的证明理论主要围绕定罪活动进行，对于定罪完成之后的量刑活动难以提供有效的支持，势必会影响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际效果。因此，量刑程序改革要以证据制度改革作为配套工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在区分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基础上，构建独立的量刑证据规则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概念
随着量刑程序改革的深入开展，将审判程序划分为定罪和量刑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后，整个案件的证据也可以根据证明事实的性质不同，大致划分为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
定罪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对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确认与评判的根据。需要注意的是，不应将定罪证据简单地等同于犯罪证据，它不仅包括犯罪的基本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包括证明被告人无罪或尚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案件事实。
量刑证据是与定罪证据相对应的一类重要证据。它是指在行为成立犯罪的前提下，与犯罪行为或犯罪人有关的，体现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因而在量刑时从重、从轻或者免除刑罚时必须予以考虑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量刑证据可以分为定罪量刑混合证据和纯粹的量刑证据:一是定罪量刑混合证据，证明的是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量刑事实，如行为人的年龄、犯罪时间、地点和环境、犯罪手段、犯罪数额等，它们既是定罪证据又是量刑证据，在实践中很难明确地将两者区分开来。二是纯粹的量刑证据，证明的是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量刑事实。
二、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差别
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由于定罪与量刑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不能将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绝对割裂开来。然而，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背景下，区分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体看来，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具有以下差别:
(一)功能的差别
定罪证据适用于定罪活动，量刑证据适用于量刑活动。因为定罪活动与量刑活动的性质和目的不同，所以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角度的方面理解，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都存在着差异。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定罪环节用以解决被告人罪与非罪、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此罪与彼罪的问题，主要实现的是刑罚的惩罚功能，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量刑环节则是一项立足过去、面向未来的复杂工程，既要体现对犯罪人的报应观念，通过惩罚遏制犯罪，还要给予犯罪人再社会化的机会。与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相适应，定罪证据着眼于过去发生的犯罪事实，所遵循的最重要理念是无罪推定原则，并由此衍生“排除合理怀疑”等证据规则;与定罪主要立足于过去的案件事实不同，刑罚裁量必须同时考虑过去的案件事实和被告人未来可能对社会构成危险的证据，以确定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功能。
(二)范围的差别
定罪和量刑的事实依据不同，使得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范围有所不同。通常而言，定罪依据的事实包括构成犯罪的基本要素，那么定罪证据也应当与此具有关联性;量刑证据的范围比定罪证据更广泛，量刑的依据不仅包括定罪信息，还包括各种法定或酌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这决定了量刑证据材料来源的广泛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教育刑理念的指引下，只有对犯罪人的工作、生活进行调查了解，才能明确犯罪人的犯罪原因，进而判断其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以品格证据为例，在定罪事实的查明过程中，由于被告人的不良品格与危害行为的实施没有必然联系，因而原则上禁止使用品格证据。在量刑环节，为了更好地对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不仅要考察被告人在犯罪前、犯罪时和犯罪后的情况，还需要考察与其品格相关的倾向性证据，如被告人的个人信息、教育背景、家庭状况、成长环境、职业情况、收入状况、心理健康情况、前科劣迹、人身危险情况以及回归社会的可能性等。
(三)规则的差别
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审查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准则，其核心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在证明过程中的主观臆断，保证判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就必须运用证据规则对于证据的取舍与运用进行约束。鉴于对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的证明统一于刑事诉讼中，大部分证据规则对两种证明有统一的规范要求，如免证规则、相关性规则、补强证据规则等。然而，从证明的角度来看，定罪环节与量刑环节对证据规则的运用存在较大差别。进入量刑阶段之后，由于被告人已经被确定为有罪，这时法庭考虑的重点是如何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不是定罪证明阶段的无罪推定原则。如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由此可见，在定罪程序中必须严格遵守的许多证据排除规则，在量刑程序中都可以得到突破，对证据的来源、形式、方式的限制较少，如品格证据、意见证据等都可能得到法庭的采纳。
三、构建独立的量刑证据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事实应依据证据认定，这是证据裁判原则最基本的含义。基于定罪与量刑不分的传统，我国目前的证据规则多数建立在定罪证据这一前提下，将定罪和量刑的证据规则相混同，这显然是不适当的。相对于严格的定罪证据规则，量刑证据规则从总体上来看略为宽松灵活，这种特征不仅表现在证据种类、取证方式上，而且表现在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诸多方面。
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作为证据法上的基本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迪恩茨提出，并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说和判例中得以发展，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理论及实践具有借鉴意义。通常认为，严格证明是指使用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经过法律规定的证明方式和程序进行调查的证明规则;自由证明则是指使用不一定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就可径直作出判断的证明规则。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对于定罪事实适用严格证明没有太大争议，而对于量刑事实应当适用何种证明方式，理论上的认识不尽一致。
笔者认为，应根据量刑事实的不同类型，采用不同的证明方式:一方面，对于定罪量刑混合事实以及法定量刑情节，应适用严格证明。即在证据种类、证据能力、调查方法等方面，应当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不论其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如“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准确地查明实体法上的定罪量刑事实是刑事诉讼中证明活动的首要目的，法律对各种证据设置了明确而具体的规范之后，法官在采信证据时就必须依法行事，从而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另一方面，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可以适用自由证明。我国已经存在对量刑事实进行自由证明的相关规定。例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庭审程序中，都拥有充分表达自己对量刑意见的渠道，能够进行充分有效的互相辩论，可以对量刑过程和结果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再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在量刑环节，为了确保法官获取信息的全面性，在证据范围上可以采用通常情况下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据，如品格证据和意见证据;在调查方法上，并不需要受到严格的法定证据方法限制。在摆脱各种形式规则的束缚之后，法官能够自主地运用和判断证据，根据个案证明活动的具体情况形成的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这也是刑罚个别化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标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据此，凡是定罪证据未达到排他性证明标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疑罪从无”规则，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然而，与相对单一的定罪证据相比，量刑证据要复杂得多，大部分证明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证据是传闻证据甚至品格证据，通常涉及犯罪人的日常工作、生活等方面。
因此，对量刑事实应当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
第一，对于定罪量刑混合事实和法定量刑情节的证明，应当设置一个较高的证明标准。在我国，由于控诉机关证明能力强大，辩方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水平常常受到限制，且刑罚一旦实施于被告人即不可补救，因此，对于上述量刑事实，均应采用与定罪相同的证明标准，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特别是在可能适用死刑的案件中，只有在对被告人的罪行根据明确和合法的证据而对案件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这也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第二，对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明，应当设置一个较低的证明标准。无论是对酌定从严情节还是酌定从宽情节的证明，只需达到高度的盖然性(P“°b“-bi1iιy)即可，即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确凿无疑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认定。换言之，如果辩方对酌定量刑事实举证，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控辩双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哪一方更为明显，从而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或其他与犯罪有关的特定事项的责任如何在有关机关和个人之间进行配置的问题。在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如果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不能提出证据、所提证据不足以证明所主张事实存在或推翻不利的法律推定时，则需要承担不利裁判的后果。就定罪事实的证明而言，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遵循一个基本规则，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应由控诉方承担，刑事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和无罪的责任。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就切实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一开始就免除了自证其罪的责任，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防止无辜者受到追究。就量刑事实的证明而言，应充分考虑控辩双方的调查取证能力及我国司法制度的特点。在公诉案件中，由于羁押率高、取证能力弱、律师辩护率低等原因，被告人在很多时候不可能提出证据以证明其量刑意见，而控方无论是在调查手段、调查范围上，获取证据的能力都远远高于被告人一方，因而控方应当承担量刑证明责任。在诉讼化的量刑程序中，检察机关基于客观公正义务的要求，提出的量刑建议既应包括证明被告人从重处罚的根据，也应包括证明被告人从轻或免除处罚的根据。被告人或辩护人在发表量刑意见时，享有提出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之权利，而不承担证明责任;检察机关应履行证明责任证明量刑事实是否存在，审判机关应依法予以核实，不得因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出相应的证据而处以较重的刑罚。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