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际中学生体育竞赛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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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中学生体育竞赛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参加国际中学生体育竞赛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1989年1月9日，国家教委
参加国际中学生体育竞赛活动旨在促进我国中等学校体育的发展，提高我国中学生体育运动水平，并增进各国青少年学生间的友谊和了解。为此，特做如下规定：
一、参赛人员的基本条件
1．运动员：有正式学籍的在校中学生。原则上从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试点学校中选拔品德优良、各门文化课达及格以上成绩，长年坚持体育锻炼，体育运动技术水平较高，并符合比赛规程的要求。
2．教练员：由工作认真负责，并在课余训练工作中做出一定成绩的在职体育教师担任。
3．翻译人员：英语或其他工作语言水平较高，有一定涉外工作经验，并对体育及有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4．团长、领队等工作人员：由国家教委业务主管部门和承办单位选派有一定组织领导能力和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担任。
5．参赛人员应身体健康，符合出国政审条件。
6．参加国际中学生体育竞赛人员的选拔应严肃认真，严禁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及违反其他有关规定。
二、组队办法
1．参加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等综合性体育比赛，以及个别较有影响的单项比赛，由国家教委统一选拔组队。其它各项体育比赛一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主选拔组队。
2．参加集体项目体育比赛，原则上由一所学校的学生组成代表队；个人项目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组成混合队。
3．为形成我国学校课余体育训练体系和培养体育人才，选拔组队工作应结合体育试点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业余体校的工作和国内中学生体育比赛进行。
4．妥善安排运动员集训和参赛期间的文化学习，并做好赛后的补课工作。
三、参赛项目和审批程序
1．参加国际中学生体育比赛的项目，主要是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某些有影响的国际体育比赛及部分单项体育比赛。
2．参加国际中学生体育比赛组队审批工作，由国家教委体育卫生司会同外事局提出方案，报委主管副主任审定。
3．每年由国家教委统一下达外事任务，举办选拔赛。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核、审查合格后，报国家教委体育卫生司，由体卫司会同外事局办理出国审批等手续。
四、经费
1．由国家教委组派的团、队，外事经费由国家教委的出国费中支付；委托地方组派的团队，其外事经费由地方负担。
2．代表团、队的置装、差旅费、集训费等国内费用，由派出单位负担（参赛人员所在单位）。
3．选拔代表团、队时举办的测验赛的费用由国家教委和地方共同负担。其中，组织比赛的费用由国家教委负担；参赛人员的食宿、交通费用由派出单位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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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贫困地区法院文化建设 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西吉法院不断加强文化建设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记实
西吉法院 李堂真 马孝国
前言
法院文化是人民法院在长期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制度规范以及相关物质表现的总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近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人民法院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捍卫者，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伟大进程中责无旁贷。西吉县法院是我国贫困地区法院之一，如何处理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下面笔者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充分认识法院文化建设的意义 促使法院工作取得实效
法院文化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含有“公正、平等、清廉、严谨、文明、高效、敬业、关怀”等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在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事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以及行为准则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内涵，又具有丰富的物质内涵；既表现为外在形象，又表现为内在素质；既有政治标准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标准的要求。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执法公正的法官队伍。法院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大事，更是人民司法事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大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级人民法院都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使法院文化建设伴随着人民司法事业共同发展、共同前进。”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可以看出，新时期法院文化建设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持续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大力弘扬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干警思想境界、职业操守、人文素养，努力营造崇尚学习、积极进取、特色鲜明的文化氛围，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法院队伍，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努力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新发展的需要。
法院文化具有导向作用，可以引导法院干警跟随着法院倡导的价值观来摆正自己的位置和作出自己的行为决策。可以提高干警自觉抵御落后腐朽文化侵蚀的能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远离腐败。
法院文化对法院干警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促使干警放弃一些不适宜的行为习惯和利益取向，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
法院文化是一面旗帜，是凝聚法院干警力量的粘和剂，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法院文化对法院干警的思想、道德修养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建设法院文化是提高法官队伍的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队伍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充分利用法院文化提供的新的契机和空间，强化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突出学习效果，使法院干警在法院文化的熏陶下，思想觉悟、文化素质、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均得以提高。
近年来，西吉法院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干警的主体地位，用科学理论引导人、先进文化熏陶人、高尚精神鼓舞人，促进干警全面发展；坚持全员参与，强化干警的主人翁意识，动员和组织广大干警积极发挥才智为法院文化建设做贡献；坚持联系实际，遵循贴近审判、贴近法官、贴近基层的要求，把文化建设落实到法院工作各个方面，务求取得实效；先后获取全国优秀法院、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区文明单位、全区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区“五五普法”先进集体、全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等殊荣；涌现出全国法院模范法官赵启哲等先进人物。西吉法院坚持继承创新，注重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其他行业先进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消极影响，以创新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探索法院文化建设的新内容和新载体。
二、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使法院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
如何正确把握人民法院与社会管理的关系?如何根据当前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确定人民法院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定位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当前各级人民法院都在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历史上，人类社会是用秩序来维护的，人类生活离不开秩序,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人们使用法律手段来防止无序、混乱等现象,因此，一项司法行为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因为它通过对法律的保障保证了社会秩序。法院作为专门从事审判的司法机构,使其成为法治社会的基础结构力量,在社会中居有特殊地位。
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权作为一种执政权,是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法院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置身于经济社会的主战场之外。法院的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就需要人民法院发挥司法的具体功能,以发挥法院自身的独特作用。笔者认为，法院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有对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在双向管理中凸显法院文化。下面就西吉法院为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西吉法院作为基层法院，在当前区、市、县各级政府以及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活动中，积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促使法院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
首先，对外管理方面，西吉法院始终坚持立足自身职能特点和优势，以执法办案为重点，提高司法水平，通过对司法事务的管理，实现对社会的管理，促进审判文化建设。
一是该院坚持宽严相济，维护社会稳定。始终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法治权威，营造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关系调节器功能，依法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严格用量刑规范化的要求，确定被告人的刑期。创造性地适用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和刑事和解工作，减少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以上举措，促进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二是该院着力化解纠纷，调节社会关系。始终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审判原则，平息和化解各种利益纠纷和冲突，最大程度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促进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三是该院进一步加大诉权保障力度，抓好行政案件受理工作，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对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司法审查，促进行政案件的实质性解决，追求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力求实现案结事了，促进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四是该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围绕司法为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审判方式和司法实践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适应群众，适应实践，在落实司法为民中提高审判能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其重点是落实司法便民惠民措施。实行立案、导诉、法律咨询、指导举证“一站式”服务，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现实司法需求，推行巡回审判，选择群众关注、有影响的案件，下到乡村，把审判庭搬到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方便了群众。通过上门审案、异地开庭，落实了便民措施；通过送法下乡，加强法制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积极争取党委、政府、财政的支持，设立司法救助基金，加大对生活困难的上访户、执行案件的申请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司法救助力度。
其次，对内管理方面，西吉法院更好地运用司法功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依赖法院内部司法理念、方法、机制乃至作风的管理创新，形成内部和外部管理创新的良性互动。
一是加强审判绩效管理。抓审判绩效，围绕改判发回率、执行标的额到位率、案件评查合格率等指标比审判质量；围绕调解率、撤诉率、申诉率、违法审判率等指标比审判效率；建立和完善审判质量监控体系，依法简化审判程序，坚持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争取在审限、执限内多办案、快办案，全面提高案件质量。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从立案、审理到执行的全过程实现网上监管，及时录入信息，安排专人考核。发挥司法能动性，努力把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率、生效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等指标降下来，提高服判率，努力实现司法公正。
二是加强法院队伍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法院队伍管理目标责任制度，完善业绩考评办法，在全区首创了“执法质效档案”，对干警的业绩实现了有效的管理，受到了上级法院及其他兄弟法院的一致好评。积极开展岗位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办案业务竞赛，有力提高了全体干警的业务水平。面对复杂的法院审判事务，西吉法院在法警中成立了“突发事件应急分队”，并积极开展“大练兵”活动。大大提高了干警的身体素质，增强了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保障的审判事务的开展。落实领导班子和中层骨干带头学习，提高法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掌握能力和实际运用水平。围绕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开展司法作风建设。严格执行最高院“五个严禁”及区高院“八条高压线”的规定，认真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强化纪律约束，加大对个案的监督和管理，严肃查处违规违纪情形，确保公正廉洁执法。
三是加强法院政务管理。制订一整套管理制度，形成以制度管院的格局，强化责任落实，将各项政务管理工作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建好用好管好法院内外网，不断提高司法公开水平。积极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加强司法宣传，提高社会对法院工作的知晓度、理解度和支持度。完善各项政务考核考评制度，并严格兑现奖惩，推动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
四是广泛开展“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引导广大干警把读书作为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丰富知识储备，优化知识结构，提升文化品位。紧密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开展读书活动，促进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
五是加强院史（荣誉）室建设。利用专门场所，设立院史（荣誉）室，集中展示法院发展历史、工作业绩、所获奖励和荣誉以及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组织干警特别是新进人员到院史（荣誉）室参观学习，接受思想教育，激发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确立了“法院开放日”，邀请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参观访问院史（荣誉）室，加深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六是加强审判和办公场所的文化形象塑造。按照“规模适当、庄重实用、布局规范、功能齐全”的要求，规划和建造审判庭和办公场所，努力塑造体现人民法院文化的物质环境。重点加强立案、信访等文明窗口建设，认真落实各项司法便民、利民措施，努力营造尊重和方便人民群众的良好氛围。按照“科技强院”的要求，合理配置办公设施，不断提高办公科技含量，逐步改善办公条件，积极推广电子化办公，为广大干警创造便捷、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七是加强法院公用区域的文化氛围烘托。利用办公楼大厅、走廊、接待室等公用区域，精心打造了具有西吉法院特色的“文化墙”以及在办公区的各层走廊、安全通道、干警办公室内，悬挂、张贴法律名言、廉政警句以及反映法院工作理念的文字标识和广大干警创作的反映时代精神、法官风貌的各类作品。使广大干警润物无声地感受法官文化、廉政文化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对法官廉政文化形成共识、变成信仰，并自觉付诸于行动，从而增强法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一种文化育院的管理模式。并在办公楼大厅、办公楼门口顶端设立电子滚动屏，及时显示和宣传西吉法院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活动。
八加强文体场所及设施建设。西吉法院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筹措资金，建立和完善文体活动场所，配置相关器材和设施，为广大干警缓解工作压力、养成良好生活情趣、保持身心健康提供良好条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健身运动和文艺活动，并多次组织参加法院系统的体育盛会，均取得好成绩。通过加强文体场所及设施建设，不断丰富广大干警文化生活。
三、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
法院文化建设在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起着积极能动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作为贫困地区的法院应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继续加强对外文化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服务社会的能力
首先要积极参与“大调解”工作，为贫困地区社会稳定服务。一是构建“人民法庭、司法所、乡(镇、社区)调解室、村委会”“四位一体”的调解模式，突破“三调联动”调解模式，扩大参与调解人员的范围，并组织开展调解人员法律知识培训；二是继续完善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室”，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对矛盾容易激化的案件由法院派员介入指导调解，及时纠正在调解过程中出现的与法律相悖的情况，促使人民法庭和相关部门的良性联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三是通过特邀调解员、执行联络员和法律宣传员的联动，充分发挥其熟悉乡情民俗，了解纠纷情况，掌控案件的发展趋势，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处置在萌芽状态。
其次要积极开展庭审“便民”工作，为当地群众服务。积极开展“巡回法庭”审理民事、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强化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其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坚持以巡回办案为依托，把每一次巡回办案活动都当作法律宣传、普法教育的法制课堂，真正把司法的人文关怀融入到审判中去，努力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再次要继续加大开展“案件回访”工作，为失足人群服务。人民法院要以确保社会稳定为着力点，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为切入点，以坚持司法公正为立足点，不断延展审判功能，更好地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服务。对已经审结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应积极开展“回头看”，对其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积极进行评估。尤其要对刑事案件中被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单处罚金的人员。如果被告人是未成年人，也要求其法定监护人参加。“定期回访”时，要求与社区矫正办互通情况，以进一步掌握回访对象的思想、生活、工作情况，更好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二是继续加强对内文化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服务社会的能力
首先法院干警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先进的司法理念统领法院文化建设，保持法院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在此，应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教育和法官职业道德教育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对接，充分发挥“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理念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教育和引导广大法官自觉树立公正、平等、中立等现代司法理念，增强干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激发法官群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尊荣感，增强法官群体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就是要对法院精神文化进行创新。
其次加大物质文化建设的投入，塑造法院良好形象。物质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增强公众对法院裁判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向外界展现法院文化底蕴和公正廉洁精神，提升法院在大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再次要加强司法作风建设，践行司法为民。通过开展“司法大检查”“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让每一位法官按照“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要求，怀亲民之心，办便民之事，行利民之举，坚决杜绝“冷、横、硬、推”的不良作风，彻底消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现象；通过开展上门立案、预约立案、司法援助、假日法庭、巡回审判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盼，体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宗旨，树立法院良好形象。
第四要结合当前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加强以“教育、监督、防范”三位一体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建设。建立完善干警廉政档案制度。对干警的审判工作、作风建设、遵章守纪、信访投诉、奖励惩处等情况进行认真登记，并且做好各项检查评比记录，存入干警廉政档案，做到一人一档，与本人评先、晋级晋职、奖金福利挂钩。
第五要加强对外宣传。要充分利用现代大众媒体和传播手段，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司法核心价值观，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要积极对外宣传人民法院践行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各种举措和重要成果，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四、结语
法院文化建设是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其文化的内容与时俱进。面对当前党政机关提出的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这一重大课题，作为贫困地区的人民法院，必须要从实地出发，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执法办案为立足点，以群众工作为着力点，以自身管理为结合点，在遵循司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努力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电话答复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请示报告》已收悉，经我庭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本案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是一起由古玉金、刘建军、赵明策划并实施的诈骗案，但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宝鸡五金公司与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的所谓合同关系；二是宝鸡五金公司与银行的结算关系。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它一经签发，就产生了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与该票据的原因相分离。因此，对于宝鸡五金公司与银行的结算关系可由法院分案审理。对于古玉金、刘建军等人的诈骗活动，公安机关早已立案侦查，并下令通缉，不存在移送经济犯罪问题。
二、工商行呼市大北街办事处将取款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背书上却为“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盖章的汇票错误解付，转入建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古玉金帐户；违反了银行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建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违反银行帐户管理规定，为古玉金、刘建军等开立帐户，违反现金管理规定，让古玉金、刘建军提取12．5万元的现金，也要承担过错责任。
托县工商行违反规定，将20万元购货款转入储蓄所个人存折，被刘建军、赵明提取现金潜逃，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宝鸡市五金公司业务员将汇票转给古玉金，违反了汇票结算办法的规定。因此，宝鸡市五金公司应承担一定经济责任。
四、上列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份额，由你们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请示报告
（1990年2月19日）
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在审理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市支行大北街办事处与陕西省宝鸡市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中，在适用诉讼程序和实体处理上认识不尽一致，几种处理意见都有一定的依据和理由，但又觉得拿不准。为了正确处理好这一案件，并为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提供案例，现将该案基本情况和我们的意见请示报告如下：
一、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市支行大北街办事处（以下简称大北街办事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省宝鸡市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以下简称宝鸡五金公司）。
1988年2月，河北省饶阳县农民古玉金流窜来呼和浩特市，伪造“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印章和介绍信等证件，冒充该站业务员，通过建设银行呼和浩特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主任闫培林在该处开立了帐户，帐号为“912719002”。另有两个身份不明自称刘建军、赵明的人，也在呼和浩特市伪造“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印章和介绍信，冒充该商场的业务员，在东街分理处开立了帐户，帐号为“912719019”。古、刘、赵开立帐户后以经商为名，伺机诈骗。
1988年8月上、中旬，古玉金向陕西省宝鸡市机床厂供运科业务员李林召两次打电话，谎称他搞到200台18寸彩电，问李要不要。并称票已开出，每台2050元，供方山西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每台加250元信息费，古玉金每台加50元信息费，每台价2350元，合计47万元。如果要货，8月22日前带款来呼市。李林召即与宝鸡市金台物资供应站联系，该站同意要这批货，商定由李林召先到呼市落实货源，如确有货，再派业务员申琦携款前往呼市。事成后由金台物资供应站给李林召信息费2000元。
李林召于8月20日来呼市见到了古玉金，古向李出示了伪造的呼市五金公司的提货单和发票。并与所谓供方“业务员”刘建军见面，刘说这批彩电是他通过呼市五金公司财务科长办成的，货款已付给了五金公司。如果要货，必须在8月27日将款汇入他的帐上，否则就让给别人了。
李林召接连向金台物资供应站发了两封电报，要申琦务于8月25日带款来呼市。金台物资供应站收到电报后因货款困难，又和宝鸡五金公司联系，该公司同意要这批货，事成后由该公司付给金台物资供应站信息费6000元。还商定由宝鸡五金公司业务员张锃与申琦一起到呼市办理，并嘱咐张锃必须坚持“一手钱，一手货，现货交易”。
张锃持中国工商银行宝鸡市渭滨办事处开具的一张47万元的汇票（汇款单位为宝鸡五金公司，收款单位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帐号填为“91279019”，汇入银行系呼和浩特大北街办事处）。与申琦一起于8月25日来到呼市，见到了古玉金、刘建军、李林召等人。刘建军再次向张、申2人出示了伪造的提货单和发票，在商量进款提货问题时，刘建军要求款先入他的帐，9月10日提货，张锃坚持“一手交款，一手交货”。此时另一帮忙搞彩电的李杰提出款先入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帐户，由古玉金、李林召、李杰作担保，等9月9日再入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帐，9月10日在呼市电视机厂提货。张锃同意先将款转入古的帐上，并就此签订了一份协议：供方刘建军、需方张锃、担保人古玉金、李杰、李林召都在协议上签了字。后张锃不放心，于8月27日亲自到呼市五金公司，询问是否卖给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200台彩电，该公司明确答复：“没有这回事”，认为刘建军的提货单和发票是伪造的，要求张锃协助将假提货单弄到手，把刘建军等人抓起来，张锃表示愿意配合。次日张锃又给呼市电视机厂销售科打电话，询问该厂是否卖给呼市五金公司200台彩电，该厂答复没有此事。张锃将此情况告诉了李林召、申琦等人，并表示他不能不见货将汇票交出。李林召等人又谎称，这批货是刘建军通过呼市五金公司私人从电视机厂搞出来的，绝对有货，并埋怨张锃说“陕西人作不成买卖”，张锃是“木头人”等，几人争执不止，张锃将所签协议撕毁，表示不作这笔生意了。
8月28日至29日，张锃先后两次给宝鸡五金公司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要求回家。公司领导先让“再等一等，看看情况”。后又答复说：“买卖实在作不成就回来。”张锃、申琦、李林召又达成一份次日回家、费用自负的协议，3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李杰得知后发火说：“你们都回家费用自负，我没有单位包车费谁负责”。并把张锃、申琦等人堵在屋里，向张锃强要了出租汽车费420元。此时古玉金装作同情张锃，骂李杰“太不象人”，“敲人竹杠子”。申琦、李林召也骂李杰不够意思。张锃提出与古玉金、李林召、申琦喝酒。在喝酒中，张锃对古玉金说：“古大哥，我信得过你，若把款放在你的帐上，我信得过。”古玉金、李林召马上赞同，一再表示款放在古玉金的帐上不会出问题，古玉金表示愿将自己的印章交给张锃保管，以示自己在张锃的款进入他的帐户后不能办取款手续。张锃、李林召将刚签好的回家协议烧掉，表示买卖继续要作
，并由李林召草拟了第3份协议。该协议以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为供方，以宝鸡五金公司为需方，购销天鹅牌彩电200台，单价2300元，总价46万元。协议规定：“在1988年9月1日付给供方转帐支票一份（已填好9月12日为有效的总价41万元“信息费另付”转帐支票一份），供方协助需方于1988年9月8、10、12日前提出200台彩电交给需方。如在9月12日18点供方未将彩电交给需方，需方声明已填好的金额41万元转帐支票作废。”李林召将协议拟出后交给张锃、申琦作了修改。张锃作为需方代表签了字，古玉金、李林召、申琦作为联系担保人签了字。8月30日该四人找到了刘建军，刘以供方代表的名义在协议上签了字。
8月31日，张锃与古玉金到呼市大北街办事处办理转款手续，张称不知手续该怎么办，古玉金说他有熟人，就将汇票交给古玉金办理。按银行结算制度规定，汇票背书应盖汇票记名的收款单位即“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的公章，款只能转入该单位的帐户。但古玉金、张锃为了把款转入古玉金的帐户内，就在汇票背面盖了“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公章，填写送款簿时把收款单位填为“留楚购销站”，帐号也填为古玉金的帐号“912719002”。大北街办事处办理解付手续时，本应发现汇票背面所盖的公章与汇票记名的收款单位不是一家，送款簿上填的收款单位、帐号与汇票上记名的收款单位和帐号不符，本应拒绝解付，但由于该办事处营业员马慧玲工作上的失职、疏忽，漏审了收款单位和帐号，将款错付在古玉金的帐上。
9月1日，张锃、古玉金、申琦、李林召按第三份协议，从古玉金帐上开出一张9月12日才能进款41万元的转帐支票交给了刘建军。张锃、申琦、李林召等待8日提货。9月4日古玉金用出租汽车带张锃、申琦、李林召到呼郊昭君墓游玩，9月5日、6日又带张锃等人到草原风景区昭河游玩。
呼市大北街办事处于9月2日以交换的方式将47万元汇票划给了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9月3日正式进入古玉金帐内，当天古玉金将转帐支票上的转款日期由“9月12日”改为“9月2日”，在涂改处盖了古的个人印章，将41万元款转入了“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刘建军的帐内，古、刘2人通过银行闫培林以“购农副产品”的名义当天就提出现金10万元；古又从自己帐上所剩的6万元中提出现金25000元。9月7日刘建军、赵明2人通过闫培林以“收购农副产品”的名义向托县工商银行开出一张20万元的汇票，闫培林以分理处的名义向托县工商行出具了“此款无误”的证明。刘、赵2人通过关系找到了曾在托县银行工作过的干部孙永才和托县工商银行干部史剑波，经孙、史2人周旋将20万元汇票从托县建设银行转在托县工商银行，又转在史剑波个人存折内，全部提成现金交给刘、赵2人。刘、赵向孙永才行贿12000元，向史剑波行贿1500元，于当日携款逃跑；古玉金也于当日携款逃跑。
李林召于9月7日接到电报回了宝鸡。9月9日张、申2人发现款已被骗，即到呼市公安局报案。呼市公安局当即查封了古玉金、刘建军的帐户。将古玉金帐上的30850元，刘建军帐上的110200元，计141050元，追缴回14万元退给宝鸡五金公司，其余33万元被古、刘等人骗走。
经呼市公安局立案调查证实，古玉金系河北省饶阳县耿村农民，自1988年春节出门再未回家。古曾在留楚食品购销站租过一间房子卖过猪肉，但不是该站的职工，该食品站从未在呼市开立银行帐户。经向山西大同矿务局调查，该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或商店”。刘建军、赵明2人的身份住址至今不清。公安机关立案后，曾收审了闫培林、孙永才、史剑波，孙、史将收受的贿赂款交回了公安机关。现3人均被取保候审，对古玉金、刘建军、赵明已下通缉令缉捕。
二、第一审判决结果
宝鸡五金公司向呼市公安局报案后，经过三个多月的侦查未能抓获罪犯，遂于1988年12月20日以呼市大北街办事处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将本来汇给山西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的47万元错付给了河北省饶阳县留楚食品购销站，以致被骗，请求判决大北街办事处返还错付货款赔偿全部损失为由诉至呼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全国联行往来制度，原告将款汇入被告方后，就使双方产生了关于银行票据结算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方本应严格审核汇票，发现不符合解付手续就不应解付。而被告方没有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对汇票进行了错误的解付，造成了原告方的资金损失，应负全部责任。按照银行结算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银行办理结算因错付或者被冒领的，应及时查处，如造成客户资金损失，要负责赔偿”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大北街办事处赔偿宝鸡五金公司355575．30元（包括利息）。
三、第二审对该案的处理意见
第一审宣判后大北街办事处不服，向我院提出上诉，经我院多次讨论，意见如下：第一种意见，合议庭和审委会多数同志认为，本案是一起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第一审分案审理的法律依据不足，第二审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主要理由有3点：（一）通观全部案情事实，本案的性质属于诈骗犯罪。是古、刘、赵等人伪造印章证件，冒充企业业务人员、开立假帐户，贿赂银行工作人员，骗取现金325000元。他们的犯罪行为贯穿于案件的全过程，并起了支配作用。银行票据结算只是诈骗犯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能离开全案孤立地看待其中的这一段。因为本案的结算关系是在犯罪分子的欺骗下产生的，中途改变收款单位也是在犯罪分子的欺骗下进行的，而且是由罪犯古玉金直接办理的转款结算手续，结算的结果是犯罪分子将款骗走，所以说票据结算与诈骗犯罪是分不开的。（二）两院一部法（研）发（1987）7号文件《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有经济犯罪事实的，即应及时移送。”并指出：“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必须分案审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案经审结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事实的应及时移送，是办理这类案件的一个基本原则；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是一般作法；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分案审理的是属于特殊情形。本案有严重的经济犯罪事实，又没有必须分案审理的特殊情况，第一审立案的法律依据不足，应按照“及时移送”的基本原则和“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的规定，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三）由于古玉金、刘建军、赵明3名主犯均未抓获归案，有的案情事实还不够清楚，大北街银行办事处、宝鸡方以及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的过错责任不好确认。如汇票究竟是怎样解付的，这一关键事实现在还不够清楚。张锃说：“当时我喝了啤酒，在银行凳子上坐着，由古玉金具体办理手续”。古究竟通过谁怎么办的手续张锃说不清楚。马慧玲对汇票是否是她解付的也含含糊糊，只是说：“如果要是我解付的这张汇票，也是在我最忙的时间，当时的具体情况回忆不起来了。”古玉金在逃，无法进行核对。又如大北街办事处认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与“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是一码事，他们虽开始将款错付在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帐上，但有41万元款最终还是进了宝鸡五金公司原来要汇入的单位即“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帐上了，而宝鸡五金公司则坚持“商场”与“商店”是两个单位，古玉金先给他们联系的是“商店”，后因商店的人回家了，又联系的“商场”，所以根本不存在41万元款进入他们本来要汇入的单位。那么“商场”与“商店”究竟是一个单位还是两个单位，因古、刘在逃核对工作无法进行。所以现在作出实体处理，缺乏充分事实依据，一旦犯罪分子抓获后所供情况与我们现在认定的事实不符，就会被动。为了稳妥、慎重地处理好本案，还是全案移送公安机关，先通过缉拿罪犯、追缴赃款，以刑事附带民事来解决受害方损失，经过这些工作仍不能补偿损失，还需分案审理时，在搞清全案事实的基础上再继续以经济纠纷案件审理为宜。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有诈骗犯罪的事实，但大北街办事处的责任是清楚的，认为分案审理是可以的。至于过错，大北街办事处和宝鸡五金公司都有过错，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也有过错，应追加为第三人，由三方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主要理由是：1．本案存在着刑事犯罪和票据结算两种关系，属于刑事犯罪应由公安机关侦查；属于票据结算则可以由法院以经济纠纷案件审理，这样既不影响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处理，又不影响对经济纠纷的处理。2．如果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何时能将罪犯捉拿归案，遥遥无期，这样就会使案件石沉大海、银行贷款利息越积越多，宝鸡五金公司的损失继续增大，对于发展经济不利。3．大北街办事处处于结算关系的中心地位，在关键时刻发生错付，应负主要责任；宝鸡五金公司上当受骗执迷不悟，在经营活动中有严重失误，也应负相应责任；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违反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和现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给犯罪分子开立假帐户，提取巨额现金，致使诈骗犯罪最终得逞，也应负一定的责任。设想按照5∶3∶2的比例，由大北街办事处、宝鸡五金公司、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三方共同承担责任。这样既了结了案件，又使各方对自己的失误交了“学费”，起了惩戒作用。
第三种意见是维持第一审判决，主要理由是：1．本案的经济纠纷部分可以分案审理，理由如前所述。2．宝鸡五金公司的过错被大北街办事处的过错所“冲销”，大北街办事处在结算的关键时刻未把住关，发生错付，是造成损失的根本原因，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故应承担全部经济损失。
以上三种意见中，我院倾向第一种处理意见，特予请示，并望尽快批复。
——西吉法院不断加强文化建设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记实
西吉法院 李堂真 马孝国
前言
法院文化是人民法院在长期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制度规范以及相关物质表现的总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近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人民法院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捍卫者，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伟大进程中责无旁贷。西吉县法院是我国贫困地区法院之一，如何处理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下面笔者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充分认识法院文化建设的意义 促使法院工作取得实效
法院文化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含有“公正、平等、清廉、严谨、文明、高效、敬业、关怀”等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在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事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以及行为准则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内涵，又具有丰富的物质内涵；既表现为外在形象，又表现为内在素质；既有政治标准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标准的要求。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执法公正的法官队伍。法院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大事，更是人民司法事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大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级人民法院都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使法院文化建设伴随着人民司法事业共同发展、共同前进。”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可以看出，新时期法院文化建设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持续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大力弘扬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干警思想境界、职业操守、人文素养，努力营造崇尚学习、积极进取、特色鲜明的文化氛围，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法院队伍，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努力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新发展的需要。
法院文化具有导向作用，可以引导法院干警跟随着法院倡导的价值观来摆正自己的位置和作出自己的行为决策。可以提高干警自觉抵御落后腐朽文化侵蚀的能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远离腐败。
法院文化对法院干警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促使干警放弃一些不适宜的行为习惯和利益取向，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
法院文化是一面旗帜，是凝聚法院干警力量的粘和剂，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法院文化对法院干警的思想、道德修养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建设法院文化是提高法官队伍的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队伍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充分利用法院文化提供的新的契机和空间，强化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突出学习效果，使法院干警在法院文化的熏陶下，思想觉悟、文化素质、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均得以提高。
近年来，西吉法院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干警的主体地位，用科学理论引导人、先进文化熏陶人、高尚精神鼓舞人，促进干警全面发展；坚持全员参与，强化干警的主人翁意识，动员和组织广大干警积极发挥才智为法院文化建设做贡献；坚持联系实际，遵循贴近审判、贴近法官、贴近基层的要求，把文化建设落实到法院工作各个方面，务求取得实效；先后获取全国优秀法院、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区文明单位、全区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区“五五普法”先进集体、全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等殊荣；涌现出全国法院模范法官赵启哲等先进人物。西吉法院坚持继承创新，注重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其他行业先进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消极影响，以创新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探索法院文化建设的新内容和新载体。
二、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使法院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
如何正确把握人民法院与社会管理的关系?如何根据当前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确定人民法院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定位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当前各级人民法院都在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历史上，人类社会是用秩序来维护的，人类生活离不开秩序,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人们使用法律手段来防止无序、混乱等现象,因此，一项司法行为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因为它通过对法律的保障保证了社会秩序。法院作为专门从事审判的司法机构,使其成为法治社会的基础结构力量,在社会中居有特殊地位。
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权作为一种执政权,是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法院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置身于经济社会的主战场之外。法院的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就需要人民法院发挥司法的具体功能,以发挥法院自身的独特作用。笔者认为，法院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有对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在双向管理中凸显法院文化。下面就西吉法院为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西吉法院作为基层法院，在当前区、市、县各级政府以及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活动中，积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促使法院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
首先，对外管理方面，西吉法院始终坚持立足自身职能特点和优势，以执法办案为重点，提高司法水平，通过对司法事务的管理，实现对社会的管理，促进审判文化建设。
一是该院坚持宽严相济，维护社会稳定。始终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法治权威，营造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关系调节器功能，依法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严格用量刑规范化的要求，确定被告人的刑期。创造性地适用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和刑事和解工作，减少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以上举措，促进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二是该院着力化解纠纷，调节社会关系。始终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审判原则，平息和化解各种利益纠纷和冲突，最大程度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促进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三是该院进一步加大诉权保障力度，抓好行政案件受理工作，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对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司法审查，促进行政案件的实质性解决，追求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力求实现案结事了，促进民事审判文化取得长足发展。
四是该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围绕司法为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审判方式和司法实践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适应群众，适应实践，在落实司法为民中提高审判能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其重点是落实司法便民惠民措施。实行立案、导诉、法律咨询、指导举证“一站式”服务，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现实司法需求，推行巡回审判，选择群众关注、有影响的案件，下到乡村，把审判庭搬到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方便了群众。通过上门审案、异地开庭，落实了便民措施；通过送法下乡，加强法制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积极争取党委、政府、财政的支持，设立司法救助基金，加大对生活困难的上访户、执行案件的申请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司法救助力度。
其次，对内管理方面，西吉法院更好地运用司法功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依赖法院内部司法理念、方法、机制乃至作风的管理创新，形成内部和外部管理创新的良性互动。
一是加强审判绩效管理。抓审判绩效，围绕改判发回率、执行标的额到位率、案件评查合格率等指标比审判质量；围绕调解率、撤诉率、申诉率、违法审判率等指标比审判效率；建立和完善审判质量监控体系，依法简化审判程序，坚持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争取在审限、执限内多办案、快办案，全面提高案件质量。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从立案、审理到执行的全过程实现网上监管，及时录入信息，安排专人考核。发挥司法能动性，努力把上诉改判发回重审率、生效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等指标降下来，提高服判率，努力实现司法公正。
二是加强法院队伍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法院队伍管理目标责任制度，完善业绩考评办法，在全区首创了“执法质效档案”，对干警的业绩实现了有效的管理，受到了上级法院及其他兄弟法院的一致好评。积极开展岗位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办案业务竞赛，有力提高了全体干警的业务水平。面对复杂的法院审判事务，西吉法院在法警中成立了“突发事件应急分队”，并积极开展“大练兵”活动。大大提高了干警的身体素质，增强了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保障的审判事务的开展。落实领导班子和中层骨干带头学习，提高法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掌握能力和实际运用水平。围绕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开展司法作风建设。严格执行最高院“五个严禁”及区高院“八条高压线”的规定，认真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强化纪律约束，加大对个案的监督和管理，严肃查处违规违纪情形，确保公正廉洁执法。
三是加强法院政务管理。制订一整套管理制度，形成以制度管院的格局，强化责任落实，将各项政务管理工作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建好用好管好法院内外网，不断提高司法公开水平。积极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加强司法宣传，提高社会对法院工作的知晓度、理解度和支持度。完善各项政务考核考评制度，并严格兑现奖惩，推动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
四是广泛开展“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引导广大干警把读书作为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丰富知识储备，优化知识结构，提升文化品位。紧密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开展读书活动，促进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
五是加强院史（荣誉）室建设。利用专门场所，设立院史（荣誉）室，集中展示法院发展历史、工作业绩、所获奖励和荣誉以及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组织干警特别是新进人员到院史（荣誉）室参观学习，接受思想教育，激发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确立了“法院开放日”，邀请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参观访问院史（荣誉）室，加深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六是加强审判和办公场所的文化形象塑造。按照“规模适当、庄重实用、布局规范、功能齐全”的要求，规划和建造审判庭和办公场所，努力塑造体现人民法院文化的物质环境。重点加强立案、信访等文明窗口建设，认真落实各项司法便民、利民措施，努力营造尊重和方便人民群众的良好氛围。按照“科技强院”的要求，合理配置办公设施，不断提高办公科技含量，逐步改善办公条件，积极推广电子化办公，为广大干警创造便捷、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七是加强法院公用区域的文化氛围烘托。利用办公楼大厅、走廊、接待室等公用区域，精心打造了具有西吉法院特色的“文化墙”以及在办公区的各层走廊、安全通道、干警办公室内，悬挂、张贴法律名言、廉政警句以及反映法院工作理念的文字标识和广大干警创作的反映时代精神、法官风貌的各类作品。使广大干警润物无声地感受法官文化、廉政文化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对法官廉政文化形成共识、变成信仰，并自觉付诸于行动，从而增强法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一种文化育院的管理模式。并在办公楼大厅、办公楼门口顶端设立电子滚动屏，及时显示和宣传西吉法院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活动。
八加强文体场所及设施建设。西吉法院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筹措资金，建立和完善文体活动场所，配置相关器材和设施，为广大干警缓解工作压力、养成良好生活情趣、保持身心健康提供良好条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健身运动和文艺活动，并多次组织参加法院系统的体育盛会，均取得好成绩。通过加强文体场所及设施建设，不断丰富广大干警文化生活。
三、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
法院文化建设在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起着积极能动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 提升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作为贫困地区的法院应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继续加强对外文化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服务社会的能力
首先要积极参与“大调解”工作，为贫困地区社会稳定服务。一是构建“人民法庭、司法所、乡(镇、社区)调解室、村委会”“四位一体”的调解模式，突破“三调联动”调解模式，扩大参与调解人员的范围，并组织开展调解人员法律知识培训；二是继续完善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室”，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对矛盾容易激化的案件由法院派员介入指导调解，及时纠正在调解过程中出现的与法律相悖的情况，促使人民法庭和相关部门的良性联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三是通过特邀调解员、执行联络员和法律宣传员的联动，充分发挥其熟悉乡情民俗，了解纠纷情况，掌控案件的发展趋势，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处置在萌芽状态。
其次要积极开展庭审“便民”工作，为当地群众服务。积极开展“巡回法庭”审理民事、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强化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其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坚持以巡回办案为依托，把每一次巡回办案活动都当作法律宣传、普法教育的法制课堂，真正把司法的人文关怀融入到审判中去，努力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再次要继续加大开展“案件回访”工作，为失足人群服务。人民法院要以确保社会稳定为着力点，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为切入点，以坚持司法公正为立足点，不断延展审判功能，更好地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服务。对已经审结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应积极开展“回头看”，对其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积极进行评估。尤其要对刑事案件中被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单处罚金的人员。如果被告人是未成年人，也要求其法定监护人参加。“定期回访”时，要求与社区矫正办互通情况，以进一步掌握回访对象的思想、生活、工作情况，更好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二是继续加强对内文化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服务社会的能力
首先法院干警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先进的司法理念统领法院文化建设，保持法院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在此，应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教育和法官职业道德教育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对接，充分发挥“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理念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教育和引导广大法官自觉树立公正、平等、中立等现代司法理念，增强干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激发法官群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尊荣感，增强法官群体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就是要对法院精神文化进行创新。
其次加大物质文化建设的投入，塑造法院良好形象。物质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增强公众对法院裁判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向外界展现法院文化底蕴和公正廉洁精神，提升法院在大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再次要加强司法作风建设，践行司法为民。通过开展“司法大检查”“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让每一位法官按照“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要求，怀亲民之心，办便民之事，行利民之举，坚决杜绝“冷、横、硬、推”的不良作风，彻底消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现象；通过开展上门立案、预约立案、司法援助、假日法庭、巡回审判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盼，体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宗旨，树立法院良好形象。
第四要结合当前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加强以“教育、监督、防范”三位一体的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建设。建立完善干警廉政档案制度。对干警的审判工作、作风建设、遵章守纪、信访投诉、奖励惩处等情况进行认真登记，并且做好各项检查评比记录，存入干警廉政档案，做到一人一档，与本人评先、晋级晋职、奖金福利挂钩。
第五要加强对外宣传。要充分利用现代大众媒体和传播手段，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司法核心价值观，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要积极对外宣传人民法院践行司法核心价值观的各种举措和重要成果，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四、结语
法院文化建设是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其文化的内容与时俱进。面对当前党政机关提出的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这一重大课题，作为贫困地区的人民法院，必须要从实地出发，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执法办案为立足点，以群众工作为着力点，以自身管理为结合点，在遵循司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努力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电话答复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请示报告》已收悉，经我庭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本案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是一起由古玉金、刘建军、赵明策划并实施的诈骗案，但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宝鸡五金公司与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的所谓合同关系；二是宝鸡五金公司与银行的结算关系。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它一经签发，就产生了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与该票据的原因相分离。因此，对于宝鸡五金公司与银行的结算关系可由法院分案审理。对于古玉金、刘建军等人的诈骗活动，公安机关早已立案侦查，并下令通缉，不存在移送经济犯罪问题。
二、工商行呼市大北街办事处将取款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背书上却为“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盖章的汇票错误解付，转入建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古玉金帐户；违反了银行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承担过错责任。
建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违反银行帐户管理规定，为古玉金、刘建军等开立帐户，违反现金管理规定，让古玉金、刘建军提取12．5万元的现金，也要承担过错责任。
托县工商行违反规定，将20万元购货款转入储蓄所个人存折，被刘建军、赵明提取现金潜逃，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宝鸡市五金公司业务员将汇票转给古玉金，违反了汇票结算办法的规定。因此，宝鸡市五金公司应承担一定经济责任。
四、上列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份额，由你们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案的请示报告
（1990年2月19日）
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在审理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市支行大北街办事处与陕西省宝鸡市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银行票据结算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中，在适用诉讼程序和实体处理上认识不尽一致，几种处理意见都有一定的依据和理由，但又觉得拿不准。为了正确处理好这一案件，并为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提供案例，现将该案基本情况和我们的意见请示报告如下：
一、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市支行大北街办事处（以下简称大北街办事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陕西省宝鸡市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公司（以下简称宝鸡五金公司）。
1988年2月，河北省饶阳县农民古玉金流窜来呼和浩特市，伪造“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印章和介绍信等证件，冒充该站业务员，通过建设银行呼和浩特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主任闫培林在该处开立了帐户，帐号为“912719002”。另有两个身份不明自称刘建军、赵明的人，也在呼和浩特市伪造“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印章和介绍信，冒充该商场的业务员，在东街分理处开立了帐户，帐号为“912719019”。古、刘、赵开立帐户后以经商为名，伺机诈骗。
1988年8月上、中旬，古玉金向陕西省宝鸡市机床厂供运科业务员李林召两次打电话，谎称他搞到200台18寸彩电，问李要不要。并称票已开出，每台2050元，供方山西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每台加250元信息费，古玉金每台加50元信息费，每台价2350元，合计47万元。如果要货，8月22日前带款来呼市。李林召即与宝鸡市金台物资供应站联系，该站同意要这批货，商定由李林召先到呼市落实货源，如确有货，再派业务员申琦携款前往呼市。事成后由金台物资供应站给李林召信息费2000元。
李林召于8月20日来呼市见到了古玉金，古向李出示了伪造的呼市五金公司的提货单和发票。并与所谓供方“业务员”刘建军见面，刘说这批彩电是他通过呼市五金公司财务科长办成的，货款已付给了五金公司。如果要货，必须在8月27日将款汇入他的帐上，否则就让给别人了。
李林召接连向金台物资供应站发了两封电报，要申琦务于8月25日带款来呼市。金台物资供应站收到电报后因货款困难，又和宝鸡五金公司联系，该公司同意要这批货，事成后由该公司付给金台物资供应站信息费6000元。还商定由宝鸡五金公司业务员张锃与申琦一起到呼市办理，并嘱咐张锃必须坚持“一手钱，一手货，现货交易”。
张锃持中国工商银行宝鸡市渭滨办事处开具的一张47万元的汇票（汇款单位为宝鸡五金公司，收款单位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帐号填为“91279019”，汇入银行系呼和浩特大北街办事处）。与申琦一起于8月25日来到呼市，见到了古玉金、刘建军、李林召等人。刘建军再次向张、申2人出示了伪造的提货单和发票，在商量进款提货问题时，刘建军要求款先入他的帐，9月10日提货，张锃坚持“一手交款，一手交货”。此时另一帮忙搞彩电的李杰提出款先入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帐户，由古玉金、李林召、李杰作担保，等9月9日再入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帐，9月10日在呼市电视机厂提货。张锃同意先将款转入古的帐上，并就此签订了一份协议：供方刘建军、需方张锃、担保人古玉金、李杰、李林召都在协议上签了字。后张锃不放心，于8月27日亲自到呼市五金公司，询问是否卖给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200台彩电，该公司明确答复：“没有这回事”，认为刘建军的提货单和发票是伪造的，要求张锃协助将假提货单弄到手，把刘建军等人抓起来，张锃表示愿意配合。次日张锃又给呼市电视机厂销售科打电话，询问该厂是否卖给呼市五金公司200台彩电，该厂答复没有此事。张锃将此情况告诉了李林召、申琦等人，并表示他不能不见货将汇票交出。李林召等人又谎称，这批货是刘建军通过呼市五金公司私人从电视机厂搞出来的，绝对有货，并埋怨张锃说“陕西人作不成买卖”，张锃是“木头人”等，几人争执不止，张锃将所签协议撕毁，表示不作这笔生意了。
8月28日至29日，张锃先后两次给宝鸡五金公司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要求回家。公司领导先让“再等一等，看看情况”。后又答复说：“买卖实在作不成就回来。”张锃、申琦、李林召又达成一份次日回家、费用自负的协议，3人都在协议上签了字。李杰得知后发火说：“你们都回家费用自负，我没有单位包车费谁负责”。并把张锃、申琦等人堵在屋里，向张锃强要了出租汽车费420元。此时古玉金装作同情张锃，骂李杰“太不象人”，“敲人竹杠子”。申琦、李林召也骂李杰不够意思。张锃提出与古玉金、李林召、申琦喝酒。在喝酒中，张锃对古玉金说：“古大哥，我信得过你，若把款放在你的帐上，我信得过。”古玉金、李林召马上赞同，一再表示款放在古玉金的帐上不会出问题，古玉金表示愿将自己的印章交给张锃保管，以示自己在张锃的款进入他的帐户后不能办取款手续。张锃、李林召将刚签好的回家协议烧掉，表示买卖继续要作
，并由李林召草拟了第3份协议。该协议以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为供方，以宝鸡五金公司为需方，购销天鹅牌彩电200台，单价2300元，总价46万元。协议规定：“在1988年9月1日付给供方转帐支票一份（已填好9月12日为有效的总价41万元“信息费另付”转帐支票一份），供方协助需方于1988年9月8、10、12日前提出200台彩电交给需方。如在9月12日18点供方未将彩电交给需方，需方声明已填好的金额41万元转帐支票作废。”李林召将协议拟出后交给张锃、申琦作了修改。张锃作为需方代表签了字，古玉金、李林召、申琦作为联系担保人签了字。8月30日该四人找到了刘建军，刘以供方代表的名义在协议上签了字。
8月31日，张锃与古玉金到呼市大北街办事处办理转款手续，张称不知手续该怎么办，古玉金说他有熟人，就将汇票交给古玉金办理。按银行结算制度规定，汇票背书应盖汇票记名的收款单位即“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的公章，款只能转入该单位的帐户。但古玉金、张锃为了把款转入古玉金的帐户内，就在汇票背面盖了“河北省饶阳县食品公司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公章，填写送款簿时把收款单位填为“留楚购销站”，帐号也填为古玉金的帐号“912719002”。大北街办事处办理解付手续时，本应发现汇票背面所盖的公章与汇票记名的收款单位不是一家，送款簿上填的收款单位、帐号与汇票上记名的收款单位和帐号不符，本应拒绝解付，但由于该办事处营业员马慧玲工作上的失职、疏忽，漏审了收款单位和帐号，将款错付在古玉金的帐上。
9月1日，张锃、古玉金、申琦、李林召按第三份协议，从古玉金帐上开出一张9月12日才能进款41万元的转帐支票交给了刘建军。张锃、申琦、李林召等待8日提货。9月4日古玉金用出租汽车带张锃、申琦、李林召到呼郊昭君墓游玩，9月5日、6日又带张锃等人到草原风景区昭河游玩。
呼市大北街办事处于9月2日以交换的方式将47万元汇票划给了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东街分理处，9月3日正式进入古玉金帐内，当天古玉金将转帐支票上的转款日期由“9月12日”改为“9月2日”，在涂改处盖了古的个人印章，将41万元款转入了“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刘建军的帐内，古、刘2人通过银行闫培林以“购农副产品”的名义当天就提出现金10万元；古又从自己帐上所剩的6万元中提出现金25000元。9月7日刘建军、赵明2人通过闫培林以“收购农副产品”的名义向托县工商银行开出一张20万元的汇票，闫培林以分理处的名义向托县工商行出具了“此款无误”的证明。刘、赵2人通过关系找到了曾在托县银行工作过的干部孙永才和托县工商银行干部史剑波，经孙、史2人周旋将20万元汇票从托县建设银行转在托县工商银行，又转在史剑波个人存折内，全部提成现金交给刘、赵2人。刘、赵向孙永才行贿12000元，向史剑波行贿1500元，于当日携款逃跑；古玉金也于当日携款逃跑。
李林召于9月7日接到电报回了宝鸡。9月9日张、申2人发现款已被骗，即到呼市公安局报案。呼市公安局当即查封了古玉金、刘建军的帐户。将古玉金帐上的30850元，刘建军帐上的110200元，计141050元，追缴回14万元退给宝鸡五金公司，其余33万元被古、刘等人骗走。
经呼市公安局立案调查证实，古玉金系河北省饶阳县耿村农民，自1988年春节出门再未回家。古曾在留楚食品购销站租过一间房子卖过猪肉，但不是该站的职工，该食品站从未在呼市开立银行帐户。经向山西大同矿务局调查，该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场或商店”。刘建军、赵明2人的身份住址至今不清。公安机关立案后，曾收审了闫培林、孙永才、史剑波，孙、史将收受的贿赂款交回了公安机关。现3人均被取保候审，对古玉金、刘建军、赵明已下通缉令缉捕。
二、第一审判决结果
宝鸡五金公司向呼市公安局报案后，经过三个多月的侦查未能抓获罪犯，遂于1988年12月20日以呼市大北街办事处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将本来汇给山西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的47万元错付给了河北省饶阳县留楚食品购销站，以致被骗，请求判决大北街办事处返还错付货款赔偿全部损失为由诉至呼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全国联行往来制度，原告将款汇入被告方后，就使双方产生了关于银行票据结算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方本应严格审核汇票，发现不符合解付手续就不应解付。而被告方没有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对汇票进行了错误的解付，造成了原告方的资金损失，应负全部责任。按照银行结算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银行办理结算因错付或者被冒领的，应及时查处，如造成客户资金损失，要负责赔偿”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大北街办事处赔偿宝鸡五金公司355575．30元（包括利息）。
三、第二审对该案的处理意见
第一审宣判后大北街办事处不服，向我院提出上诉，经我院多次讨论，意见如下：第一种意见，合议庭和审委会多数同志认为，本案是一起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第一审分案审理的法律依据不足，第二审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主要理由有3点：（一）通观全部案情事实，本案的性质属于诈骗犯罪。是古、刘、赵等人伪造印章证件，冒充企业业务人员、开立假帐户，贿赂银行工作人员，骗取现金325000元。他们的犯罪行为贯穿于案件的全过程，并起了支配作用。银行票据结算只是诈骗犯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能离开全案孤立地看待其中的这一段。因为本案的结算关系是在犯罪分子的欺骗下产生的，中途改变收款单位也是在犯罪分子的欺骗下进行的，而且是由罪犯古玉金直接办理的转款结算手续，结算的结果是犯罪分子将款骗走，所以说票据结算与诈骗犯罪是分不开的。（二）两院一部法（研）发（1987）7号文件《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有经济犯罪事实的，即应及时移送。”并指出：“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必须分案审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案经审结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事实的应及时移送，是办理这类案件的一个基本原则；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是一般作法；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分案审理的是属于特殊情形。本案有严重的经济犯罪事实，又没有必须分案审理的特殊情况，第一审立案的法律依据不足，应按照“及时移送”的基本原则和“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的规定，将全案移送公安机关。（三）由于古玉金、刘建军、赵明3名主犯均未抓获归案，有的案情事实还不够清楚，大北街银行办事处、宝鸡方以及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的过错责任不好确认。如汇票究竟是怎样解付的，这一关键事实现在还不够清楚。张锃说：“当时我喝了啤酒，在银行凳子上坐着，由古玉金具体办理手续”。古究竟通过谁怎么办的手续张锃说不清楚。马慧玲对汇票是否是她解付的也含含糊糊，只是说：“如果要是我解付的这张汇票，也是在我最忙的时间，当时的具体情况回忆不起来了。”古玉金在逃，无法进行核对。又如大北街办事处认为“大同矿务局综合商店”与“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是一码事，他们虽开始将款错付在留楚食品购销站的帐上，但有41万元款最终还是进了宝鸡五金公司原来要汇入的单位即“大同市矿务局综合商场”的帐上了，而宝鸡五金公司则坚持“商场”与“商店”是两个单位，古玉金先给他们联系的是“商店”，后因商店的人回家了，又联系的“商场”，所以根本不存在41万元款进入他们本来要汇入的单位。那么“商场”与“商店”究竟是一个单位还是两个单位，因古、刘在逃核对工作无法进行。所以现在作出实体处理，缺乏充分事实依据，一旦犯罪分子抓获后所供情况与我们现在认定的事实不符，就会被动。为了稳妥、慎重地处理好本案，还是全案移送公安机关，先通过缉拿罪犯、追缴赃款，以刑事附带民事来解决受害方损失，经过这些工作仍不能补偿损失，还需分案审理时，在搞清全案事实的基础上再继续以经济纠纷案件审理为宜。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有诈骗犯罪的事实，但大北街办事处的责任是清楚的，认为分案审理是可以的。至于过错，大北街办事处和宝鸡五金公司都有过错，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也有过错，应追加为第三人，由三方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主要理由是：1．本案存在着刑事犯罪和票据结算两种关系，属于刑事犯罪应由公安机关侦查；属于票据结算则可以由法院以经济纠纷案件审理，这样既不影响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处理，又不影响对经济纠纷的处理。2．如果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何时能将罪犯捉拿归案，遥遥无期，这样就会使案件石沉大海、银行贷款利息越积越多，宝鸡五金公司的损失继续增大，对于发展经济不利。3．大北街办事处处于结算关系的中心地位，在关键时刻发生错付，应负主要责任；宝鸡五金公司上当受骗执迷不悟，在经营活动中有严重失误，也应负相应责任；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违反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和现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给犯罪分子开立假帐户，提取巨额现金，致使诈骗犯罪最终得逞，也应负一定的责任。设想按照5∶3∶2的比例，由大北街办事处、宝鸡五金公司、建设银行呼市第一办事处三方共同承担责任。这样既了结了案件，又使各方对自己的失误交了“学费”，起了惩戒作用。
第三种意见是维持第一审判决，主要理由是：1．本案的经济纠纷部分可以分案审理，理由如前所述。2．宝鸡五金公司的过错被大北街办事处的过错所“冲销”，大北街办事处在结算的关键时刻未把住关，发生错付，是造成损失的根本原因，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故应承担全部经济损失。
以上三种意见中，我院倾向第一种处理意见，特予请示，并望尽快批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