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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龄误告还是涉嫌保险诈骗罪？

?????对帅英案的思考

卢艳芬、 韩秀峰

（卢彦芬：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检察长 韩秀峰：河北省保定市北市

区检察院一级检察官）

一、案情简介
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有庆镇财政所工作的帅英，于1998年、2000年两次为其母亲张宗碧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渠县分公司投保康宁终身保险。据康宁终身保险条款规定，“凡7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公司将赔付基本保额3倍的保险金”。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年龄不得大于70周岁，且必须身体健康，可在1998年投保时帅英母亲就已是77岁高龄。在向法庭申辩时，帅英陈述其母在乡政府的集体户口由于其他私人原因，在投保前户口上的年龄己经修改过，她在第一次投保时曾经问过保险业务员，业务员说按户口情况填就可以；第二次投保时她照样问过，业务员让她照第一份保单的内容来填；当2001年帅英母亲过八十大寿时，镇代办所的一名保险业务员还前来贺寿吃酒。2003年帅英母亲身故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渠县分公司进行理赔调查，在和一名保险业务员商量后，帅英再次修改其母入党申请书上的年龄作为理赔凭证。在她获得27万的理赔金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收到十多个称帅英母亲年龄有假的匿名举报，达州市分公司接到省分公司转来的举报信后立即报案。2003年7月15日，达州市公安局受理此案。7月23日，达州市公安局对帅英涉嫌保险诈骗立案侦查，7月24日帅英被警察以其违反我国现行刑法第198条第1款所列的虚构保险标的、犯有保险诈骗罪为由逮捕，并先后两次关进看守所，第一次85天，第二次143天。
帅英两次修改母亲年龄的事实确凿，但是在以后的法院审理中就她是否犯有保险诈骗罪却难下结论：最开始承接此案的渠县检察院认为帅英无罪，做出不起诉的决定；随后达州市公安局要求复议此案，达州市检察院复议后觉得渠县检察院的法律适用有问题，于是指定另一个检察院——大竹县检察院起诉，大竹县检察院认为帅英的行为属故意诈骗，但大竹县法院没有支持大竹县检察院的观点，以“投保距离案发超过两年，帅英的投保行为己经产生法律效力，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为由宣告帅英无罪；其后，大竹县检察院提起抗诉，市检察院支持再度公诉，在达州市中院审理时未能形成统一意见，随后报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悉四川省高院同样未能形成统一意见，此案最终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二、本案的民法学思考
从民法的角度，本案应作何判断，存在以下焦点问题：
1、如何处理《保险法》第5条与第17条、第54条的关系
《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款规定了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最大诚信原则。可以说，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它对保险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保险法的具体规定不应与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否则，应视为无效。
　 《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该条款是关于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
《保险法》第五十四条：“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充保险费，或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的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该条款在保险法上被称为不可抗争条款，是对投保人不如实申报被保险人年龄的法律后果的规定。
通过对本案的分析，不难看出在具体适用哪个法条上出现了争议。这里涉及一个民法理论问题，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上，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是：能否以诚实信用原则修正现行法上的具体规定?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主张，计有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否定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仅仅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没有修正现行制定法的功能，其理由如下：(1)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2)防止法官滥用诚实信用原则而任意修正法律，违反依法裁判的基本原则。肯定说认为，法律的标准应为人类的最高理想，诚实信用原则即是最高理想的体现。如果法律规定与最高理想不合，则应当排除法律规定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我国也有学者支持肯定说。［1］
我们认为，在具体规定与法律原则相冲突的情况下，应该适用基本原则，因为基本原则是立法精神之所在。为什么会出现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立法技术原因，也可能是立法时的社会局限性造成的，还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是，立法精神是立法的总的指导原则，是法的适用的最终归宿，所以应该是至高无上的。
2、《保险法》第54条是否存在立法缺陷
有学者称《保险法》第54条存在立法缺陷，应该修改。［2］不可抗争条款无论在大陆法系的保险法中，还是在英美法系的保险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3条规定：“保险人在契约订立后经过十年，即使发现要保人在缔约时有违反其应尽的告知义务，也不可以解除契约。但要保人恶意违反者，不在此限。”
我国澳门《商法典》第1041条规定：“(1)如投保人之不声明或不正确声明能影响风险之评估，则导致第974条及第975条所规定之后果。(2)然而，保险人不仅得于订立合同起一年内或短期合同中所定之更短期限内行使因不声明或不正确声明而生之权利。(3)如投保人之行为属故意，则不适用上款之规定，”
在美国，不可抗辩条款通常规定为：“本契约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内有效，经过两年后定为不可抗辩，但是欠交保险费时除外。［3］按照1950年的统一个人意外与疾病保险单条款示范法，健康保险合同中的抗辩时效限制条款，是指保单签发3年后，除非投保人存在欺诈性的不实告知，否则，保险人不得对合同提出异议，也不得对被保险人的伤残或疾病拒绝给付保险金。［4］
通过比较德国、我国澳门地区以及美国的保险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投保人恶意或故意不告知，那么其法律后果是排除不可抗争条款的适用的。
众所周知，在保险法理论与实务中，故意造成保险事故或故意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都构成保险人的免责事由，从这一点出发，《保险法》第54条的立法原意是因过失申报的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而不受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的限制。所以，对该条文应作限缩解释，即投保人恶意或故意不告知真实年龄，保险人可随时解除合同。
3、《保险法》第17条对本案的适用
在本案中，帅英通过修改其母亲的户籍档案和入党申请书，达到让其母亲的年龄符合投保条件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三、本案的刑法学思考
帅英的行为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是各方争论最为激烈的焦点问题。
我国《刑法》第19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1、年龄是否属于保险标的
《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也就是说，针对人身保险合同，保险标的是指人的寿命和身体。那么年龄是否属于保险标的？进一步讲，年龄是否等同于寿命？
帅英的辩护人认为，按照《保险法》第12条之规定，保险标的是指人的寿命和身体，年龄不属于保险标的。
抗诉机关则认为，尽管保险标的中没有明示年龄这一项，但年龄与身体、寿命密切相关，年龄应该属于保险标的的范围。
如果从字面上看，年龄与寿命不是一个概念。但问题是《刑法》第198条规定的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的标的到底指的是什么？由于帅英为其母亲投保的是康宁终身保险，所以保险标的应该是其母亲的寿命和健康。那么年龄与寿命能否分开呢？我们认为无法分开，人的寿命是以年龄作为衡量标准的，离开了年龄，寿命将无从谈起。那么健康与年龄是否密不可分呢？一般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健康会逐渐衰退，直至生命的终结。我们不排除一些特例，健康与年龄无关，但是这样的例子是少数，不能改变年龄与健康的最终关系的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年龄应该属于保险标的。
2、是否故意虚构保险标的
虚构保险标的，是指行为人为骗取保险金，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保险对象而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5］
帅英母亲张宗碧在1998年投保时已是77岁高龄，而帅英为了达到投保的目的，通过篡改户籍资料和入党申请书的档案材料，将其母亲的年龄改为54岁。该行为是否构成虚构？很显然，54岁的张宗碧是不存在的，她现在的真实年龄是77岁。也就是说，保险标的是不存在的。既然保险标的不存在，通过编造这样的保险标的进行投保，当然构成虚构。
四、保险业务员的行为对本案的影响
《保险法》第125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代理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保险法》第128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保险代理人为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有超越代理权限行为，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并已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代理人的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保险代理人与保险人之间形成代理关系。代理人的行为可以视为保险人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法律后果。
帅英屡次强调篡改母亲年龄都是在保险业务员的授意下进行的，所以，责任不在自己。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不利的后果。
如果帅英所言真实，并且有证据证明保险业务员的确实施了这些行为的话，那么业务员的法律责任应当另案处理，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结合本案，如果要讨论该合同的性质的话，我们认为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的情形，该合同是无效合同。
五、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确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检察院法律地位》的议案的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检察院的前身是建立于五十年代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1975年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撤销而撤销。1984年恢复重建。其机构按三级设置，即：兵团分别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10个农业师分别设中级人民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农垦师分院，农牧团场较集中的25个垦区分别设基层人民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自行管理内部的行政、司法事务，实行特殊体制，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使命。兵团法院、检察院恢复重建以来，认真履行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依法开展各项审判、检察业务，办理了大量案件，为维护兵团和全疆的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兵团法院、检察院的恢复重建，是充分发挥兵团特殊作用的需要。但兵团法院、检察院的法律地位一直没有落实，以致审判人员、检察人员的法律职务任免缺乏法定依据，两院印章不能嵌用国徽。长期以来影响了审判、检察工作正常开展，影响到兵团法院、检察院的建设和队伍稳定。我们认为兵团法院、检察院是国家审判、检察机关的组成部分，其法律地位问题应尽快解决，使其更好地依法履行职责。
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广泛调查研究，就兵团法院、检察院的设置、案件管辖、审判人员、检察人员的任免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并进一步会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进行了研究，为保证兵团法院、检察院依法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检察院的实际情况，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决定，确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的法律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1998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