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土地资产评估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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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土地资产评估暂行办法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土地资产评估暂行办法
１９９３年３月５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49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保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推进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杭州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包括市辖县、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以及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行为、必须依据本办法进行土地资产评估。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资产评估是指政府土地主管部门委托或授权地产评估机构，依据国家规定和有关资料，运用规定的原则、程序、标准和方法，以统一的货币单位，对被评估宗地地产价值进行评估和估算，作出该宗土地的地价。
土地资产评估的地价是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可得利益反映出的价格形态，包括级差地租、配套费、开发成本等。
第四条 杭州市国有土地资产评估工作，由杭州市土地评估委员会实施统一领导，由杭州市土地管理局实施统一管理，国有土地资产评估资格，市区范围内（即市辖五区）必须经杭州市土地管理局确认后方可生效；各县（市）范围内必须经各县（市）土地管理局确认后方可生效。
第五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市区由杭州市土地管理局、各县（市）由各县（市）土地管理局统一组织土地资产评估。集体所有制土地需要出让使用权的，必须先征用为国有土地，并进行相应的土地资产评估，方可办理出让事宜。
第六条 行政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经济活动中凡涉及到下列经济行为的，必须申请市、县（市）土地管理局进行地产评估。
（一）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经济担保的；
（二）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建立股份制企业，或者以土地使用权投资联营的；
（三）企业破产拍卖土地使用权的；
（四）从事涉外房地产活动的；
（五）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进行土地评估的行为；
第七条 土地评估工作应执行国家有关地价管理的规定，遵循公正性、科学性、真实性、合理性的原则。
第二章 地产评估机构与管理
第八条 杭州市土地评估委员主管会市行政区划内的土地评估工作，负责制定土地评估和地价管理的有关政策，协调土地评估中的重大问题。
市土地评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市土地评估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市土地评估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土地管理局内。
市、县（市）土地管理局建立土地评估工作机构，在市、县（市）土地管理局的领导下，从事土地资产评估工作。
第九条 土地评估工作机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市土地评估委员会制定的有关土地评估政策、地价管理规定和被评估土地的实际状况、按本办法规定独立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土地评估工作机构作出的土地评估价格，必须报经市或县（市）土地管理局核准，其中重要土地评估项目的土地评估价格还需报市土地评估委员会批准。
非市、县（市）土地管理局建立的土地评估工作机构不得从事土地评估业务。非经市、县（市）土地管理局核准的土地评估价格无效。
第十条 土地使用者应配合土地评估工作机构进行土地评估，如实反映土地状况和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一条 土地评估工作机构进行土地评估、按市物价局会同市土地管理局核定的标准和办法收取土地评估费。
第三章 土地评估程序和方法
第十二条 土地评估立项：
（一）集体所有制土地被依法征用为国有土地的，需要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由市、县（市）土地管理局立项，指定土地评估工作机构评估；
（二）在国有土地成上片开发建设，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实行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由市、县（市）土地管理局直接立项组织评估，或者由受让方申请市、县（市）土地管理局立项，指定土地评估工作机构评估；
（三）行政划拨的土地，需要将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或者以土地使用权进行投资的，以及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的，或者转让、出租土地使用权的，由土地使用权人向市、县（市）土地管理局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由市、县（市）土地管理局立项，指定土地评估工作机构评估。
（四）有偿出让的土地，需要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由土地使用权人（即原受让人）直接委托土地评估工作机构评估。
（五）其他需要进行土地评估的，应指定或者委托土地评估工作机构评估。
第十三条 申请评估或者委托评估的土地使用权人，必须提交土地使用权证或其他土地权属证明以及有关文件、资料。
第十四条 土地评估工作机构接到评估要求后，应及时进行评估，提出土地评估报告书。
土地评估报告书应载明以下内容：
（一）评估立项机关或者委托人；
（二）评估工作机构；
（三）评估人或评估工作机构负责人；
（四）评估时间；
（五）评估地块状况，土地评估的原因、目的、评估依据以及作价的方法；
（六）使用权年限；
（七）评估的价格；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五条 土地评估工作机构提出的土地评估报告书，必须经市、县（市）土地管理局核准，并经市土地评估委员会备案。
经市、县（市）土地管理局核准并经市土地评估委员会备案的土地评估价格，作为计算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权转让金、土地使用权增值费、作价入股投资等的依据。
第十六条 土地评估工作机构提出评估报告书后六个月内，被评估土地使用权未作变更的，评估报告自然失效，以后需要变更土地使用权的，必须重新进行评估。
第十七条 土地评估应证据地块的用途、地块的获得方式、土地等级、使用年限建筑容积率、地块状况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环境条件和获利能力等多种因素综合评定。
第十八条 土地评估适用以下方法：
（一）基准地价法；
（二）市场比较法；
（三）剩余法；
（四）成本逼近法；
（五）收益还原法；
（六）其他经市土地管理局认可的评估方法。
以上方法可根据评估目的分别适用或综合运用。
第十九条 用基准地价评估时，应根据基准地价，结合地块的微观区位条件、使用年限以及其他影响地价的因素，确定修正系数后，进行评估。
第二十条 用市场比较法评估时，应按市场上相同或者类似的地产交易价格，进行评估。
第二十一条 用剩余法评估时，应减去地上房屋或建筑物和重置成本价值和其他有关费用后，进行评估。
第二十二条 用成本逼近法评估时，应按该项土地重新取得所需投资，即以国家规定的各项补偿费、开发费及其他有关费用标准（按规价计算）累加计算进行评估。
第二十三条 用收益还原值法评估时，应按被评估土地的预期获利能力和土地增值情况，测算出土地的现值，进行评估。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杭州市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刑事诉讼案件公开的反思与重构
关键词: 刑事诉讼/公开/司法独立
内容提要: 尽管法律文本对刑事诉讼案件公开已有初步的规定，但是因为其尚不完善，导致司法运行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严重后果是影响了法官的独立决断和对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要改变当前法官在审判中的尴尬境地，应当构建比较健全的刑事案件公开机制，保障公众权利与司法裁判之间的合理界限。
因为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相对封闭性，决定了立法确立的刑事诉讼公开主要是指审判阶段的公开。但是“行动中的法”并不总是因循守旧，文本中的法总会被不断突破。[1]（P39）审判公开之外，刑事案件信息由于种种原因被不当公开，使得尚未定论的司法话题不恰当的演变为了公众话题。刑事司法运作中，案件信息公开呈现混乱状况：一方面，公众意见借助网络、电视、手机、广播、报纸等等现代社会各种及时、高效、无孔不入的信息传播介质，浸入司法的运作过程，导致案件审理法院和办案法官常常处于法律和公众意见的夹缝中艰难决断；另一方面，在此背景下新闻监督权和公众话语权的不当行使，也受到了来自司法领域和法学领域的责难。
一、研究的问题
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让公众与媒体知悉，被称为审判公开。审判公开是各个国家刑事案件信息公开机制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但现实中的刑事案件信息公开出于抚慰受害者、教育公众、社会治理以及新闻报道的需要，在审判公开之前、之外，已经被部分地公开了，从而客观上为公众在案件判决前，提供了知悉案件信息的途径。然而，公众通过媒体对司法审判态度的表达，一方面起到了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作用，例如对缺乏程序正义的诉讼过程的不认同，使办案法官不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依法审判；而另一方面，在媒体引导下或者说公众通过媒体对司法判决的不适时、不恰当表达，以及公众在不了解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仅凭一时感情而对案件是非对错进行的评价，却会极大影响法官正常办案。
随着刑事犯罪的专业化和随之而来的案件的复杂化，加之公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官的知识并不总是完全重合，而是存在一种知识集合上的“相交”关系，导致不同知识背景下两种不同认识之间的误会，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在移植法背景下，这种误会得到再次放大。正如有学者指出：“司法判决与公众认同之间存在着距离和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司法现代性进程中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模式与人们日常生活场景之间的整合出现了断裂。”[2]（P32）作为一个常识：拥有不同知识的两个群体，对同一问题一般情况下很难达成共识。这时与其说公众意见对刑事司法在起监督作用，不如说公众意见已经极大影响了法官对案件的独立决断。
1966 年，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 C．Clark）在 Sheppard（注：这里有必要对 Sheppard 一案进行简要交代：塞姆·谢泼德（Sam Sheppard）是俄亥俄州的一位著名外科医生，1954 年因涉嫌棒杀已有身孕之妻而被捕。他自称无辜，辩称其妻之死乃是外人入室将他击昏后所造成。此案公开后，立刻引起全国和地方各媒体的极大关注，有关评论和报道随即铺天盖地而来。在谢泼德被捕前，各报纸就认定他犯有谋杀罪。一篇社论题为“为何警察不侦讯首要嫌疑人？”要求将谢泼德拘押在警察局进行询问。另一篇社论则质问“为何不把谢泼德投牢入狱？”于是，谢泼德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其后，各种形式的媒体仍继续鼓噪。例如，“邻居揭露谢泼德有‘性伴侣’”，“车库发现血迹”，“警方宣称发现谋杀罪新证据”，等等，诸多报道与评论频频出现在有关媒体上。而对于庭审过程，媒体亦紧追不放。记者、照相机、摄像机充斥法庭，在选定陪审员、举证及认定事实等方面，媒体极力施加影响。主审法官为了竞选连任而放之任之，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陪审团的判断不受干扰。此种情形一直持续至有罪判决做出后方才停息。谢泼德以审判过程被严重干扰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在依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获得联邦法院重审其案之前，谢泼德已在俄亥俄州的监狱里度过了十一年的时光。若干年后，谢泼德的上诉审律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五卷载有倾向性内容的剪报，以作为谢泼德受公平审判权利受到侵害的证据，See Ronald L．Goldfarb，TV or not TV：television，justice and thecourts ，1998，NY：New York Univ. Press，p．10。1966 年 Sheppard 一案得到重新审理，但是这一次审判宣告谢泼德无罪释放。几年后谢泼德去世。S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一案的判决中写道：“正当程序原则给予被告获得不受外界影响的公正陪审员审理的权利。鉴于现代传媒的煽动能力和将陪审员与有倾向性的报道隔绝开来的困难，上诉法院有责任对审判情形作出独立的评价。若是审前的倾向性报道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可能损及公平审判，法官应当延期审理（continuance）直至影响减弱，或将案件转移到另一未受传媒沾染之地区进行审判（change ofvenue）。另外，将陪审团与外界隔绝开来（sequestration of the jury），也是法官本应根据辩护律师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审判活动被公开报道而可能失去公正，应令重新审判。但是，我们应记住推翻判决只是治标之道；有效措施乃是那些将偏见消除在萌芽状态之中的措施。法院必须采取如此措施以保护其秩序不受外界不当之干扰。检察官、辩护人、被告、证人、法庭工作人员或执行官员皆不得影响法院的此种保护功能。”（注：See Sheppard v．Maxwell，384U．S．333（1966）.）
公众意见干预司法程序的情况客观存在，其产生的强大影响力我们难以想象，但是刑事办案人员尤其是法官（注：法官代表国家对案件的权威性裁断，代表了一个刑事司法程序的完结。而在判决作出前案件信息不当公开所造成的消极后果，都要由法官来消解。）却在切身感受着这种难以抗拒的力量。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刑事案件公开本身，因为让诉讼尽可能地在阳光下进行已是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刑事案件信息被不恰当地公开了。可以说，整个刑事案件公开机制由于缺乏规制，已使司法活动陷入了困境。
二、中国刑事诉讼案件公开：文本与现状
在刑事诉讼案件公开方面，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作了初步的规定，但从实际运行来看，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法律文本粗疏
刑事案件公开机制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设计，我国关于刑事案件公开机制的立法在宪法、刑事诉讼法中都有所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5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1 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另外，2007 年 6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进一步规定了审判公开问题。但是《意见》中对一些问题的规定仍然较为原则，并不易操作。如《意见》第 22 条规定了有权决定裁判文书公开的人民法院和具体的公开方式：“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辖区内的情况制定通过出版物、局域网、互联网等方式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办法，逐步加大生效裁判文书公开的力度。”笔者通过可以掌握的各种检索途径，没有发现高级法院制订的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办法。
从以上的立法规定中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案件公开主要是指审判阶段的公开，而关于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庭审前的准备阶段等其他阶段的案件信息的社会公开并没有做出规定。审判公开是以公开审理案件为核心内容的。更具体些讲，指的是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这也被我国学者界定为刑事诉讼的“审判公开”原则。[3]（P86）审判公开本身作为彰显刑事司法正义与司法透明的制度设计无疑是司法进步的标志。但是，立法规定的审判公开满足不了大众和新闻媒体对案件知悉欲求的需要，更无法涵盖司法实践中案件信息在审判前已经公布于世的事实。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案件具体在何时公开？ 由谁来公开？ 不同案件究竟以何种方式公开？ 庭审之外法官是否可以对案件发表意见？ 法官能否向媒体谈论自己关于案件的看法？ 庭审公开和宣判公开指的是哪一级人民法院的庭审和宣判要公开？ 在二审法院对案件正在审判中，一审法院就案件的细节能否公开？ 对这些问题，我们发现少有可以操作的依据可循。即便是对审判公开进行了相对较为细致规定的《意见》，也不能解开我们的疑惑。
（二）司法运作失范
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必然要映射为比较混乱的现实运作。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审判公开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
1. 形式大于实质的审判公开。首先庭审公告很不规范，很多案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公告，公众无从知悉案件何时开庭，就无法旁听案件审判；其次以笔者大量观察来看，未经法庭允许的记录、拍照、录音、摄像，一般会被法警与法官即刻制止。而申请对案件进行新闻报道需经级别较高的部门批准（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第 23 条规定：“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进行直播、转播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进行。”由此可见，对新闻媒体的报道，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法院本身还是持很谨慎的态度。）。近些年公众能在电视等相关媒体上看到的“庭审直播”都是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准备，并且大多属于“形象工程”，因此通过法律规定的“审判公开”这一合法、正规渠道，大众与新闻媒体往往很难获得有价值的案件信息。另外，即便是实践中各地法院推行的审判公开后的裁判文书公开，也存在不少问题。笔者通过与众多法官的交流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裁判文书公开承担的政治功能多于司法功能。哪些裁判的文书可以向社会公开，哪些不能公开，都由法院根据各个案件不同情形定夺。
2. 审判公开之外的“公开”更是混乱。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检察院还没有提起公诉，公安部门的相关人士出于种种考虑便接受了媒体采访；当事人为了争取对己有利的舆论环境，而“极富智慧”地向媒体透露案情；新闻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借助其无孔不入的组织和关系网络迅速获取案件信息进行报道；诸多的案件甚至还没有判决，已经成为了民众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主流媒体甚至对一些案件的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进行公开讨论和投票表决。例如备受公众关注的许霆盗窃案，在判决还未做出时，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尤其是电视和网络的传播，几乎使许霆案家喻户晓（注：这其中有很多电视台进行的关于许霆案的讨论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的《大家看法》栏目，更是请来了国内知名的刑法学专家、律师、评论家等专业人士对案件进行讨论。参看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CCTV12）2008 年 3 月 1 日的《大家看法》栏目：《许霆案的法内法外》。中央电视台的这次节目是在 2008 年 1 月 14 日，广东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之后，2008 年 3 月 31 日广州市中级法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之前这一关键时期进行的，鉴于央视在中国新闻媒体中绝对的权威地位，我们很难说，办案法官会不受节目内容影响。在该栏目开始时主持人说：“假如有这么一台自动取款机，你取一千块钱它就给你一千块钱，但是你的账户上却只扣一块钱，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有一个叫许霆的青年就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他的选择是不停地取钱，取了 171 次，一共拿了 175000 块。他这么做的后果被一审判了无期徒刑。不过这个案子前不久又被发回重审，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而他那段‘荒唐’的自辩让很多原本支持他无罪的网友都倒戈了。”这段文字也是央视国际网站该栏目的内 容 简 介。具 体 请 见 http：/ /space．tv．cctv．com/act/video．jsp？videoId = VIDE1204376069652891，最后登录时间 2010 年 12 月 10 日。）。
3. 公众意见的作用力进入审判场域，成为法官无法摆脱的“案外因素”。刑事诉讼程序的完结是以案件判决生效并交付执行为标志的。在法官还没有做出判决，正在对案件材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甚至还根本没有接触案件时，案件的部分案情即见诸媒体，实属违背法理。先通过媒体而不是法庭和案卷了解案件，这难免会对法官心证的形成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使审判流于形式。尤其是当公众对案件的是非曲直已经形成了绝对性的倾向时，法官的裁判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经形成的社会成见的影响。而要使法官作出与公众意见相悖而忠于法律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至少是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和法官将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注：这种压力既来自舆论，也可能来自上级和相关部门对压力的再下放与强化。）。更为严重的情形是，法官有时对舆论信息的接触甚至是主动的、兴奋的，[4]（P19）已经形成了审理案件先看舆论导向，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不良司法“惯习”，严重侵蚀了司法的独立性。
三、案件不当公开对司法活动的消极影响
为什么法律规定的只有在审判时才能公开的案件信息在审判前就可以被公众所知悉？ 公众的意见是如何影响法官审判的？ 重压下的法官如何扮演居中裁断者的角色？
（一）案件不当公开的途径
1. 新闻的本质属性就是不断寻奇求新，发现新闻点。愈是新奇的、重大的事物愈能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以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新闻媒体借助其无孔不入的组织网络可以在第一时间迅速获取案件信息。求新求奇的特点也会使新闻偏离对事实进行客观全面的报道，而放大有益于吸引眼球的细节。
2. 因为“媒体曝光”已成为很多案件最终得到解决的契机，被媒体关注过的案件也会受到司法机关的关注，这也正是人们利用了司法机关办案不得不考虑舆论压力而进行的“极富智慧”的行动选择。因此很多案件在进入司法途径解决之前就已被新闻媒体捷足先登而见诸报端了。这样一来，很可能还未被司法机关立案的案件，已经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并进行过充分讨论。但是因为新闻的视角和标准与刑事司法的判断标准之间存在差异，无疑使司法机关办案处于尴尬境地。
3. 因当事人担心法院不能严格适用法律，在法院审判的同时就同步让媒体曝光，接受媒体采访以扩大影响，争取舆论支持。这类情形往往是当事人在庭审前法院开展准备活动期间，借助媒体的强大影响力给法院施加压力，以创造舆论环境，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这无疑将法院置于法律和舆论的夹缝中艰难抉择。
浙江省海洋水产资源保护暂行规定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海洋水产资源保护暂行规定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1年11月1日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重点保护品种和采捕标准
第三章 禁渔区和禁渔期
第四章 渔具和渔法
第五章 渔业水域环境的维护
第六章 渔政管理
第七章 奖励和惩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繁殖保护和合理利用海洋水产资源，发展我省海洋渔业生产，根据国务院《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和国家有关法规，结合我省具体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省沿海管理范围内的经济水生动物和植物，以及赖以繁殖成长的生态环境，都要加以保护。
第三条 海洋水产资源是海洋渔业的物质基础。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水产资源的保护工作，坚决制止破坏水产资源的各种违章作业。
第二章 重点保护品种和采捕标准
第四条 重点保护品种为：
1、鱼类：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鲳鱼、鳓鱼、鲐鱼、兰圆()、鲻梭鱼。
2、虾蟹类：哈氐仿对虾、鹰爪虾、毛虾、梭子蟹。
3、贝类：蛏子、蚶子、牡蛎、贻贝、文蛤。
4、乌贼（墨鱼）。
第五条 不得损害重点保护品种的幼体、卵子、孢子，不得采捕各类越冬和产卵亲体，以利繁殖资源。
第六条 保护幼鱼。幼鱼体重的标准：大黄鱼四市两以下，小黄鱼二市两以下，带鱼二点五市两以下，乌贼（墨鱼）一点五市两以下，鲳鱼三市两以下，鳓鱼四市两以下。
第七条 任何一种捕捞作业，在生产的渔获物中，幼鱼的比重不得超过同鱼种的百分之二十五。否则，应立即转移渔场或停止捕捞。
第三章 禁渔区和禁渔期
第八条 在机轮禁渔区线内，全年禁止机帆船底拖网作业；在机轮禁渔区线外，七、八、九、十月为机帆船底拖网作业的禁渔期。
第九条 渔轮生产，必须严格遵守七、八、九、十月禁止底拖网作业的规定。
第十条 在机轮禁渔区线内，十一月一日至翌年四月十五日禁止对网作业捕捞大黄鱼。
第十一条 在机轮禁渔区线内，六月一日至七月十五日禁止灯光围网和灯光对网捕捞鲐鱼、兰圆()。
第十二条 除海蜇网、稀网、虾扳子网外，凡损害经济鱼类幼鱼的密眼张网，规定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为禁渔期。各市、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幼鱼季节的实际情况，可以提前、推迟或延长、缩短上述禁渔期，报上级备案。
第十三条 严格保护蛏子、蚶子、牡蛎、贻贝、文蛤及其他海珍品的苗种及其繁殖场所，必要时，可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实行封涂护苗、封岩（礁）育贝，规定采捕期。
第十四条 严禁滥捕河蟹、河鳗、鲻梭鱼、梭子蟹的苗种。如养殖和出口需要，应由当地县水产行政部门统一安排，发给许可证，凭证捕捞。
第四章 渔具和渔法
第十五条 取缔敲()和墨鱼笼作业。
第十六条 主要网具的最小网目尺寸，按国家水产总局规定执行。拖网作业不得使用双层囊网。对不合规定的网具，要限期改造，逾期不改则予没收。
第十七条 禁止制造和出售不合规定的渔具。
第五章 渔业水域环境的维护
第十八条 本省沿海的企业、事业单位和进入本省沿海活动的一切船只，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浙江省防治污染暂行条例》，不得将含油污水和其它有毒污物排入渔业海域。
第十九条 围垦海涂，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水产资源。象山港和乐清湾是海水养殖生产和苗种基地，必须重点保护。不得在流入港湾的河道和港湾沿岸兴建有污染的厂矿，不得围垦海涂和堵港。确因水利、农垦需要围涂的，由县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对于污染、破坏渔业水域水质，造成渔业损失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和《浙江省防治污染暂行条例》有关条款处理。
第六章 渔政管理
第二十一条 全省海洋水产资源保护工作由省水产厅管理。各级渔政机构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国家渔业法规和本规定的贯彻执行。
第二十二条 浅海、岩礁、滩涂养殖区域和定置张网、墨鱼拖及其他小型作业的沿岸渔场，由所在县水产部门管理。
毗邻渔业生产区域，由有关方面协商管理，协商后仍有争议的，由上级有关部门帮助解决。
第二十三条 必须严格控制捕捞能力，压缩捕捞强度，防止盲目增船增网，合理安排渔场渔汛投产船数。
建立并严格执行全省渔船管理制度和渔业许可证制度。
第二十四条 机关、团体、厂矿企业等非渔业生产单位，一律不准从事海上捕捞生产。
第二十五条 沿海和岛屿上的农业社队搞渔副业生产，可进行养殖，但不得新增渔船下海进行捕捞生产。
第二十六条 本省海洋渔船去外省（市）海域捕鱼，必须遵守当地有关规定。外省（市）渔船来本省海域捕鱼，需经省渔政部门发给渔业许可证，并遵守有关规定。违者照章处理。
第二十七条 因科研、教学及其他工作需要而从事与本规定有抵触的活动的，应报经省水产厅批准，由省渔政部门发给许可证。
第七章 奖励和惩罚
第二十八条 对贯彻执行国家渔业法规和本规定、保护水产资源有显著成绩的，应给予表扬奖励。
可从渔政罚款中提取百分之十的金额作为奖励基金。
可从渔政罚款中提取百分之十至二十的金额奖给检举、查处违反渔业法规有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国家渔业法规和本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处理。
1、违反采捕标准，不遵守禁渔区、禁渔期，破坏苗种资源和无渔业许可证的，除批评教育外，被查获一次者，没收渔获物，或罚款二百元至五百元；被查获二次者，没收网具及全部渔获物，或罚款五百元至一千元；被查获三次以上者，没收网具及全部渔获物，并罚款一千元至二千元
，扣留渔船进行教育，直至没收渔船。
国营渔轮违反者，要加倍处罚，并停发三到六个月的奖金。
2、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渔轮和机动渔船，除教育、罚款外，渔政部门可会同当地石油经营部门，采取停止供应柴油或取消一定时期柴油定额补贴款的措施。
3、凡干部带头、怂恿支持违反国家渔业法规和本规定的，要追究责任，从严处理。
4、对违反国家渔业法规和本规定，情节严重，或者态度恶劣，以暴力、威胁手段抗拒检查的，要加重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渔政罚款由省、地区、县水产行政部门分别管理。
地区和县渔政罚款收入除用于奖金外，其余部分，地区和县留成百分之五十，用于当地渔政建设；上交省水产厅百分之五十，用于全省渔政建设。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沿海地区市、县可依照本规定，结合当地情况，制订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 本省以前发布的规定，凡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81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