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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芬兰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已于2010年5月25日在北京正式签署，双方分别于2010年10月13日和2010年10月25日互相通知已完成使该协定及议定书生效所必需的各自法律程序。根据该协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该协定及议定书应自2010年11月25日起生效，并适用于2011年1月1日或以后取得的所得。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或其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对全部所得或某项所得征收的税收，包括对来自转让动产或不动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增值征收的税收，应视为对所得征收的税收。
　　三、本协定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在中国：
　　1.个人所得税；
　　2.企业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在芬兰：
　　1.国家所得税；
　　2.公司所得税；
　　3.乡镇税；
　　4.教会税；
　　5.对利息所得源泉扣缴的税；
　　6.对非居民所得源泉扣缴的税。
　　（以下简称“芬兰税收”)。 
　　四、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增加或者代替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的重要变动通知对方。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所有适用中国有关税收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勘探和开发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资源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区域;
　　（二）“芬兰”一语是指芬兰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芬兰共和国领土，和根据芬兰法律以及按照国际法，芬兰有权勘探和开发海床和底土自然资源的芬兰领海毗连的区域；
　　（三）“人”一语包括个人、公司和其他团体；
　　（四）“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五）“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六）“国际运输”一语是指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
　　（七）“主管当局”一语，在中国方面是指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代表；在芬兰方面是指财政部或其授权的代表，以及被财政部指定为主管当局的机构；
　　（八）“国民”一语是指：
　　1.任何具有缔约国一方国籍的个人；
　　2.任何按照缔约国一方现行法律成立的法人、合伙企业或团体。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的任何时候，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要求的以外，应当具有协定实施时该国适用于本协定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该国税法对有关术语的定义应优先于其他法律对同一术语的定义。　　
　　第四条 居 民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成立地或注册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并且包括该缔约国和其法定团体或地方当局。但是，这一用语不包括仅因来源于该缔约国的所得而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仅是其永久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仅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的国家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仅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国家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仅是其国籍所属国家的居民；
　　（四）如果发生双重国籍问题，或者其不是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以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应认为仅是其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家的居民。　　
　　第五条 常设机构
　　一、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他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但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超过六个月的为限；
　　（二）企业通过雇员或雇用的其他人员在缔约国一方提供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但仅以该性质的活动（为同一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在任何十二个月内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的为限。
　　四、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由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信息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他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七款规定的独立地位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该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该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的规定。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的保险企业，除再保险以外，通过第七款独立地位代理人之外的人在缔约国另一方境内收取保费，或者为发生在缔约国另一方境内的风险保险，则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另一方构成常设机构。
　　七、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地位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该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地位代理人。
　　八、缔约国一方的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他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如果公司股份或其他公司权利的持有者凭其所持有的股份或权利而享有该公司所拥有的不动产权益，那么直接使用、出租或其他任何形式使用该享有权而产生的所得可以在不动产所在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五、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则其利润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还是其他地方。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规定并不妨碍该缔约国一方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税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而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执行上述各款时，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他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他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 海运和空运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所取得的利润，应仅在该国征税。
　　二、第一款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利润。
　　第九条 关联企业
　　一、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相同的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两个企业之间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构成条件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构成条件，并且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导致其中一个企业没有取得其本应取得的利润，则可以将这部分利润计入该企业的所得，并据以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将缔约国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在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企业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这部分利润本应由该缔约国一方企业取得——包括在该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内征税时，缔约国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加以调整，条件是该缔约国另一方认为调整是正当的。在确定调整时，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注意。如有必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第十条 股 息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
　　（一）在受益所有人是公司（合伙企业除外），并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公司至少25%资本的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5%；
　　（二）在其他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10%。
　　本款不应影响对该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征税。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其他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他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 该缔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税，也不得对该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征税，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但是，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
　　六、如果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或其他权利的产生或分配，是由任何人以取得本条利益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而安排的，则本条规定不适用。
　　第十一条 利 息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10%。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的政府、地方当局、中央银行或者完全由政府拥有的机构的利息，或者由缔约国另一方的政府、地方当局、中央银行或者完全由政府拥有的机构担保或保险的贷款而支付的利息，应在首先提及的缔约国一方免税。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由于延期支付而产生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该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的缔约国。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所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在没有上述关系情况下所能同意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利息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八、如果据以支付利息的债权的产生或分配，是由任何人以取得本条利益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而安排的，则本条规定不适用。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10%。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该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为使用或有权使用任何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任何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或任何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者为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信息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该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的缔约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信息所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在没有上述关系情况下所能同意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七、如果特许权使用费据以支付的权利的产生或分配，是由任何人以取得本条利益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而安排的，则本条规定不适用。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缔约国一方企业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或飞机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四、转让一个公司的股份取得的收益，如果该公司财产主要直接或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产构成，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五、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其在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股份取得的收益，如果取得该收益的人在转让行为前的十二个月内，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拥有该公司至少25%的资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六、转让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归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二）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任何十二个月内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达到或超过183天。在这种情况下,该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五条 受雇所得
　　一、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束的任何十二个月内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183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三、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在缔约国一方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六条 董事费
　　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董事会或其他类似组织的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他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或音乐家，或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未归属于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归属于其他人时，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该所得仍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八条 退休金
　　一、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按缔约国一方或地方当局社会保险法律或制度支付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九条 政府服务
　　一、（一）缔约国一方或其法定团体或地方当局对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1.是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国民；或者
　　2.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
　　该项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或其法定团体或地方当局支付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的，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缔约国一方或其法定团体或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服务取得的薪金、工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报酬。
　　第二十条 学 生
　　如果一个学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的目的，而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为了维持生活或接受教育的目的收到的来源于该缔约国一方以外的款项，该缔约国一方应免予征税。
　　第二十一条 其他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他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并且发生在缔约国另一方的所得，也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二十二条 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一、在中国,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中国居民从芬兰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芬兰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额。
　　（二）从芬兰取得的所得是芬兰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股息，并且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20%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的芬兰税收。
　　二、在芬兰，除适用关于消除国际双重征税的芬兰法律规定外（其适用不应影响此处所列基本原则），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芬兰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的规定可在中国征税的，除适用第（二）项规定以外，芬兰应允许从对该人的所得所征税额中扣除相等于根据中国法律与本协定规定在中国缴纳的税收；然而，该项扣除还应参照根据芬兰税法对同样所得计算出的税额。
　　（二）如果芬兰居民公司直接控制中国居民公司至少10%的表决权，该中国居民公司支付给该芬兰居民公司的股息免征芬兰税收。
　　（三）当按照本协定任何条款的规定，芬兰居民取得的所得在芬兰免税时，芬兰在计算该居民其余所得的税额时，可以对免税的所得予以考虑。　　
　　第二十三条 其他规则
　　本协定并不妨碍缔约国一方行使其关于防止规避税收（不论是否称为规避税收）的国内法律及措施的权利，但以不导致税收与本协定冲突为限。
　　第二十四条 非歧视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的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在相同情况下，特别是在居民身份相同的情况下，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国民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定，本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缔约国另一方对从事同样活动的本国企业征收的税收。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责任给予该国居民的任何税收上的个人补贴、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除适用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七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的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像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的一样，在相同情况下予以扣除。
　　四、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多个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他同类企业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要求不同或比其更重。
　　五、虽有第二条的规定，本条规定应适用于所有种类和性质的税收。　　
　　第二十五条 相互协商程序
　　一、如有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的征税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救济办法，将案情提交该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可以提交该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六条 信息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可以预见的与执行本协定的规定相关的信息，或与执行缔约国双方或其地方当局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国内法律相关的信息，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信息交换不受第一条和第二条的限制。
　　二、缔约国一方根据第一款收到的任何信息，都应和根据该国国内法所获得的信息一样作密件处理，仅应告知与第一款所指税收有关的评估、征收、执行、起诉或上诉裁决有关的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部门）及其监督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信息，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披露有关信息。
　　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信息；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或专业秘密或贸易过程的信息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信息。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根据本条请求信息，缔约国另一方应使用其信息收集手段取得所请求的信息，即使缔约国另一方可能并不因其税务目的需要该信息。前句所确定的义务受第三款的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国一方仅因该信息没有国内利益而拒绝提供。
　　五、在任何情况下，第三款的规定不应被理解为允许缔约国一方仅因信息由银行、其他金融机构、被指定人、代理人或受托人所持有，或者因信息与人的所有权益有关，而拒绝提供。
　　第二十七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原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八条 生 效
　　一、缔约国双方政府应在完成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后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对方。
　　二、本协定自第一款提及的后一份通知收到之日起第30天生效。本协定的规定在缔约国双方对下列税收有效：
　　（一）在本协定生效后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取得的所得源泉扣缴的税收；
　　（二）在本协定生效后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开始的任何纳税年度对所得征收的其他税收。
　　三、1986年5月12日在赫尔辛基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以及1995年9月11日在赫尔辛基签订的修订上述协定的议定书，应对按第二款规定本协定适用的税收停止有效。
　　第二十九条 终 止
　　本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满五年后任何历年的6月30日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缔约国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在缔约国双方对下列税收应停止有效：
　　（一）在通知发出后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取得的所得源泉扣缴的税收；
　　（二）在通知发出后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开始的任何纳税年度对所得征收的其他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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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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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协定于2010 年5 月25 日在北京 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芬兰文和英文写成，所有文本同等作准。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芬兰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议 定 书

　　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时，下列代表同意以下规定应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关于第四条和第十九条，“法定团体”一语是指缔约国一方设立的具有公共性质的法定机构，除该国或其地方当局外，无人对其拥有利益。
　　二、关于第十一条，“完全由政府拥有的机构”一语是指：
　　（一）在中国：
　　1．国家开发银行；
　　2.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3. 中国进出口银行；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5.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6．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
　　7.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可能同意的、由中国政府完全拥有的任何机构；
　　（二）在芬兰：
　　1．芬兰工业合作基金（FINNFUND）；
　　2．芬维拉公司（Finnvera）；
　　3．芬兰出口信用公共有限公司；以及
　　4．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可能同意的、由芬兰政府完全拥有的任何机构。
　　三、关于第十二条，对于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而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征收的税收，虽有第二款的规定，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70%金额的10%。
　　四、关于第十三条第四款，“主要”一语是指“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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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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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定书于 2010 年 5月 25 日在 北京 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芬兰文和英文写成，所有文本同等作准。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芬兰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黄思明诉中保公司永春支公司以汽车买卖保险未变更而拒绝赔付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的保险赔偿金案

黄建国 蔡鸿铭


[案情]
原告：黄思明、黄泉平。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支公司。
原告黄思明、黄泉平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支公司（以下简称永春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永春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
闽C /40163号车原系潘应文所有并挂靠于永春县达埔车队，潘应文于2001年12月12日向被告投保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期限自2001年12月13日0时起至2002年12月12日24时止，总计交纳保险费5307.6元。2002年3月4日，潘应文与原告黄泉平签订一份卖车合约，将该车转卖给黄泉平，但未办理过户手续,亦未告知被告及办理相关的保险变更批改手续。后黄泉平又与黄思明合伙经营该车，并雇佣驾驶员黄印端。2002年5月10日晚，黄印端驾驶该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对方车毁人亡。经交警部门认定，黄印端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永春保险公司报案。该公司即派员进行勘查评估定损，并出具机动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及其清单给原告。2002年10月17日,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由黄思明、黄泉平赔偿受害者家属各项费用共计126518.68元。另该判决又查明认定：案发后，黄思明支付丧葬费3500元给受害者家属。
为此，黄思明、黄泉平要求永春保险公司理赔。永春保险公司以原告黄思明、黄泉平不具有诉权和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等为由而拒绝支付。二原告遂于2004年3月2日诉至永春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永春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04014.4元。

[审判]
永春县法院经审理认为，投保人潘应文与永春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后，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保险费5307.6元，双方签订的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潘应文将该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等有偿转让给二原告合伙经营，该保险车辆实际车主——二原告直接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承担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又永春保险公司已明示不对原投保人、被保险人潘应文理赔，因此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依法可由二原告直接行使。被告根据保险条款主张免责，因该免责条款系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内容与合同法、保险法规定的公平与等价有偿原则相悖。故被告既不向保险车辆法律上的车主潘应文理赔，又拒绝二原告作为事实上的车主的赔偿请求，于法于理不合，其抗辩主张不予支持。二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其请求赔偿的金额104014.94元（126518.68元+3500元=130018.68元×80%，20%系绝对免赔率），有鲤城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和保险合同的约定以及二原告提供的索赔单据等证据佐证，依法予以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永春保险公司支付给二原告保险赔偿金104014.94元并承担本案受理费。
一审宣判后，被告永春保险公司不服，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称：1、原审认定“保险条款”是格式条款错误，因为该条款是中国保监会制定的；2、保险合同标的转让未经双方同意和未履行告知以及办理变更继保合同，属于无效转让等。被告终止合同，拒绝理赔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以及确定是否格式条款应根据合同条款的形式和内容而定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汽车转卖保险未更改而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法律问题。
一、本案原告是否具有保险金赔偿请求权
在审判实践中对此有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一致订立的保险契约。根据债权相对性原则，保险合同只对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仅限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及其他特定的第三人。那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变更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的转让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才具有变更和转让的法律效力。因此我国《保险法》和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均对保险合同变更应当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有相应规定。本案的保险合同是投保人潘应文和被告签订的，原告并非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非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潘应文将保险车辆转卖给原告至今没有通知保险人并办理保险变更。不管本案保险车辆的转卖是属于保险合同的变更（狭义）或是转让，其行为都是无效的，因之原告与本保险合同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理所当然地就不具有本案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即不具有诉权。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原告具有保险金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其一，确认诉讼当事人有无程序意义上的诉权，首先应依据程序法规定。那么，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规定，原告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原投保人潘应文将保险车辆及附随的保险单有偿转让给本案原告，原告购买该保险车辆虽未办理过户登记，但双方的买卖关系在实质要件上是合法的，且原告已实际占有支配该保险车辆，进而原告又因使用该保险车辆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保险事故赔偿责任，与该保险合同标的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也就具备了提起保险金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其二，从实体权利方面看，由于该保险合同标的的转移导致了保险合同主体的变更，该车附随的保险利益实际上也应随之转移给原告享有。原告是受让该保险车辆的主体，在事实上具有了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已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受害者）承担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又明确表示不对原投保人潘应文理赔，而潘应文在将保险车辆转卖给原告后事实上对该车辆已不具有权利义务关系,使得其怠于行使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进而原告取得了代位求偿权，依法有权直接行使保险合同上的该项赔偿请求权。当然，因为本案的保险车辆转让未过户，原投保人潘应文在法律上尚是合法的车主，也应当享有本案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值得一提的是，并非具有保险合同当事人资格的人，才具有保险合同诉讼法律关系的诉讼主体资格。反之，也并非具有保险合同当事人资格的人，就一定具有保险合同诉讼法律关系的诉讼主体资格。例如，本案保险车辆转卖若已过户，潘应文就不再享有保险金赔偿的诉讼请求权。这就是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区分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的必要性。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
二、车辆转卖未过户与变更保险出了事故谁担责
这是本案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对此在审判实践中也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变更保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另据保监会发布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转卖、转让……，被保险人应当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并申请办理批改，被保险人不履行该义务的，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根据上述规定，潘应文在与原告进行车辆买卖，依法应办理车籍过户才有效，并在保险车辆转让给原告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办理保险批改手续，或者订立书面变更协议。但潘应文与原告既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也不按保险合同背书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办理保险变更，显然违反《机动车车辆管理办法》和《关于汽车交易市场的暂行规定》的规定和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这种既违法又违约的行为，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同时，由于潘应文已将该保险车辆有偿转让给原告，其对该保险车辆车已再不具有保险利益，原保险合同自然失效。且在发生事故后，法院已确认原投保人潘应文不负赔偿责任 ，故被告保险公司也不应对潘应文承担保险理赔责任。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第一、从法理上讲,保险车辆买卖合同和保险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后者是附随前者，并随前者的流转而移转。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本案保险车辆买卖未办理登记过户,只是不发生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而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由此而产生了法律上的“车主”潘应文和事实上的“车主”即本案原告。因此保险车辆买卖合同的这种履行瘕疵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和继续履行。鉴于原告已经成为事上的合法“车主”， 理应享有保险车辆及附随的保险单所约定的赔偿权利。第二、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财产保险合同，其中第三者责任险属于强制性保险，其基本特征是保险责任自动产生，即不用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责任依法而自动产生、中止或终结；强制保险的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合同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保险车辆转让后，不管保险人是否同意，也不管保险车辆转让给谁，保险人都必须继续承保。从立法目的看，保险法之所以规定汽车转让保险要更改，其宗旨是为了便于保险企业对保险车辆的规范管理，防止冒领保险金或骗保，而不在于因此规定而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因而保险法虽规定保险车辆买卖保险要更改，但并无规定保险未更改，保险人可以因此解除保险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因为保险未更改并没有增加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从而加重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故本案投保人潘应文转让保险车辆未办理保险变更，虽有存在履行保险合同的缺陷，但并不能构成被告免的法定事由。第三、原告与本案交通事故受害者之间的侵权赔偿法律关系与原、被告及潘应文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关系亦同样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但又有密切联系之处。如前者的侵权人（原告以及驾驶员）对事故受害者承担的是过错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责任，属于侵权之债；而后者则是合同之债，是由当事人约定而产生的，是否赔偿，赔偿多少，取决于合同的约定，而非法定。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保险车辆出了事故，侵权人赔偿后，保险人就非赔不可。二者密切联系之处在于，交通事故人身财产损害结果的客观存在，却是保险人承担理赔责任的先决条件和必然后果。此外，还因为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制度创立宗旨在于保护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具有社会公益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如新交法第76条的规定就将两种法律关系连结在一起）。故而，本案保险车辆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死亡和车辆损坏的结果，损失已客观存在，作为保险人的被告自然应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责任范围内的理赔义务。
三、保险合同单证载明机动车保险条款是否格式条款，其效力如何认定。
原、被告举证的投保单和保险单都背书载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转卖、转让、赠送他人、变更用途或增加危险程度，被保险人应当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并申请办理批改。”第二十七条规定：“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保险合同；已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追回已付保险赔款。”并载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说明“本投保人兹声明……同意按本投保单所列内容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及特别约定向贵公司投机动车辆保险，并对责任免除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明确无误。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凭据。”如上所述的保险合同条款内容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其效力又是如何，这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问题。被告上诉时称，该条款是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不应认定为格式条款。然而，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并不是根据其指定的主体而确定的，而是根据条款的形式和内容而确定的。根据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以此定义，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标准合同，其主要表现在保险合同的条款完全由保险人一方事先制定，在统一、规范性、标准化的保险单中列明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投保人只能表示接受或者承认与否，而不能修改、变更合同的条款。而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第三者责任保险又是属于强制性保险，则投保人只能表示全部接受和同意。于是，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采用格式合同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机动车保险合同系保险人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保险的赔款是其最主要最基本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最根本最主要的权利。被告以该免责条款约定作为拒绝理赔的依据，显然有违合同法的公平原则，也是以格式合同条款免除其保险合同的理赔责任，并由此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索赔权利。则本案被告以上述格式条款规定，以车辆转买保险未变更主张免责，显然是依据不足。但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保险单背面载明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是中国保监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相当于行政规章，但又作为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组成部分背书于投保单和保险单上，并以如前所述“声明”方式明确告知投保人。因此出现了法律条款和合同条款“竞合”现象。如果法院以格式合同条款为由直接认定上述保险单证背书载明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的规定违法无效，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从法律条款这个层面上来分析，则无异于以司法审判来直接否定部门规章的效力，这又违背了《立法法》的规定。事实上，从1999年4月开始，机动车辆保险单证采用由中国保监会统一监制的车辆保险单证，单证背面印有保监会制定的机动车辆基本保险和附加保险的条款，是为方便被保险人了解保险条款内容，而非作为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的违约责任，但各保险公司实际上将其作为合同条款内容与投保人订立于保险合同中。有鉴于此，本案在审理时将其视为以格式合同条款内容进行认定处理，并认定其与合同法、保险法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相悖而不支持被告的违约免赔的主张。如此以上位法效力优于下位法效力的法律适用原则进行裁判表述，而不在判决书直接表述《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的规定无效。如此认定可避免产生以审判权代替立法权之嫌。
综上对机动车辆的保险、买卖、过户、变更及其发生事故所构成的动态法律关系并结合本案具体法律事实进行综合分析，本案一、二审判决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