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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复核程序之完善

蔡鸿铭


论文提要：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程序，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死刑复核程序制度的设计及被严格遵守，直接关系到死刑案件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死刑的准确适用和严格适用问题。然而，由于制度设计的疏漏，我国目前死刑适用标准不统一，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程序在实践中的运行难以实现立法的初衷。本文试从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历史、现状着手，分析现有死刑复核程序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和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弊端，进而探索其出路。
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完善
死刑，又称生命刑或极刑，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惩罚犯罪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挽救的特点。我国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坚持不废除死刑，但要从严控制死刑的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 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的体现是我国不仅在实体法上对死刑的适用进行限制，而且在程序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也做出了特别的规定，这就是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审查核准的一种特殊程序。 普通刑事案件实行“二审终审”制，第二审裁判为终审裁判，一经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而死刑必须经过复核这一特别程序进行复审，只有经过复核并且核准的死刑判决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才能交付执行，这是二审终审的例外。
2002年在延安刑场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枪下留人”的董伟案，首次引起法学界人士对死刑二审程序和复核程序的讨论。董伟一案反映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化、形式化；而不久前发生的河北聂树斌“冤杀”案和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则进一步暴露了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
一、 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和现状
死刑复核程序制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经过秦汉发展到北魏时期，死刑案件基本上由皇帝最后核定，到了隋朝，还设置了专门的机关，明清时期已形成了复核案件的秋审、朝审制度。死刑复核程序中最关键的是核准权（又称死刑复核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此问题上曾几次变化（详见下表）
相关法律、
司法解释 最高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 省高院核准的
死刑案件 省高院核准的死缓案件 备注
1979年7月1日通过 刑事诉讼法 所有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1980年3月6日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80）人大常委会字第10号通知 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当处死刑的案件 在1980年内
1981年6月10日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核准问题的决定 反革命犯、
贪污犯 在1981年至1983年内
1983年9月2日修改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 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死刑的案件 必要时授权省高院行使
1983年9月7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高级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 反革命案件和贪污、受贿、走私、投机倒把、贩毒、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件 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死刑的案件 解放军军事法院可行使
1991年6月6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云南省高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 云南省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 最高法院判决和涉外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除外
1993年8月18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广东省高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 广东省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 广东省高院一审判决和涉外的毒品死刑案件除外
1996年3月17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9-202条 所有的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1997年3月14日 修改后的刑法第48条 所有的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最高法院判决死刑案件除外
1997年9月26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高级法院和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 刑法分则第一、三、八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 刑法分则第二、四、五、六（毒品除外）、七、十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 解放军军事法院可以行使
以上死刑复核权的变化表明：第一，我国的死刑复核权一直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第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更多的是基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第三，不同类型犯罪的死刑核准权归属不同。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打击犯罪的及时，但与之相连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我国刑法对有些犯罪的定罪量刑规定的比较笼统，加之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审判人员的法律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不同地方死刑标准不同，使死刑复核程序防止错杀、减少偏差、保证公正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不利于有效地控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也不利于实现定罪量刑的综合平衡。
由于下放死刑核准权的均为实践中多发、量大的犯罪，实际造成了我国判处死刑的案件，绝大多数由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并下发执行命令。从审级上讲，被授权核准死刑的法院，也是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在审理中实际上是将二审程序和复核程序合二为一。因此，对绝大多数死刑案件，死刑复核程序实质上被取消了。
二、 死刑复核程序在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作为中国司法救济程序组成部分的死刑复核程序，其设计的初衷在于对死刑案件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审判的错误和随意化，为犯罪人多提供一层的保护，以期达到对人类生命的珍重，与国际人权接轨。因为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在使得第一审法院的判决可以受到上级法院的两次司法审查，并使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能获得两次独立的司法救济，因此它们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仔细审视中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便会发现其制度设计体现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
（一）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单方控制，沿用书面秘密审核方式进行，缺乏透明度，有违公正的价值理念。
死刑复核程序不是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2 条中规定了死刑复核的组织，而对于死刑复核的内容、方式、期限和复核后的处理并未作出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立法的欠缺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实践中死刑复核一律采取不开庭的方式。首先，死刑复核程序是上下级法院之间材料报送的过程。这种过程几乎是秘密的，控辩双方无从知晓，更无从介入。其次，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过程以秘密阅卷为主。不开庭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参与其中，无从表达意愿，对复核结果难以施加有效的影响。最后，与不开庭审理方式紧密相连的是程序的单方控制性，主要表现在，人民法院主导着死刑复核程序的运行，而控辩双方只能被动等待裁决的结果，无法实施有效的制约和牵制，诉讼方特别是被告人期待通过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申辩的机会落空。
（二）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主动加以启动，与司法权的中立性相违背，难以保持司法权应有的公正形象。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由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在人民法院内部自行运作的对死刑案件的审查与控制程序。在未经过控辩双方申请的情况下，由司法主体自行对案件实施审查与复核活动。纵然死刑案件是一类特殊案件，司法权运作方为达到对其慎重处理的目的，对此进行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干预不能以牺牲司法权的特性为代价。死刑复核程序由于司法权的主动性而在一定程序上失去了诉讼的性质，在主动性的作用机制下，司法权可能会丧失中立性及其运作过程中的冷静与自律，容易怀有偏见，其裁决结论也难以获得控辩双方普遍认同，司法权存在于公众之中的公正形象也会失去。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置过分强调对效率的追求，忽视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动摇了司法权的基础。
死刑复核程序的下放，客观上避免了案件的积压，缓解了最高法院的压力，使案件可以较为迅速得以审结，避免了诉讼的拖延，有助于及时惩罚犯罪。但在关注效率的同时，程序的正义和公正如何保障？适度追求效率，使当事人受到及时的审判，避免长时间的讼累，是司法现代化的体现，也是司法体制正常运作的必然要求。但是，提高诉讼效率毕竟不是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它只能是用以正确保障正义者以最高法律价值在审判过程及裁判结果中得以体现的工具。离开了对正义的追求，审判活动就不会具有任何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对效率的过分追求在损害正义之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必然导致司法的行政化倾向，动摇司法权的基础，导致对权利救济的弱化，丧失控制权力的功能。西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法谚：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是对于今天所谓的“快速正义”更应该保持警惕。司法实践中的“从重从快”，“从重”到了忽视明显疑点的程度，“从快”到了不给任何申告机会的程度，即使不算是草率，至少不能说是严谨。生命丧失而不可恢复，更显其珍贵；死刑是以法律与正义的名义剥夺个体的生命，更应慎重。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对正义的追求应压倒对效率的盲目推崇。
（四）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对程序内在价值的忽视和淡漠。
程序公正是指法律程序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与实体公正所体现的“结果价值”不同，程序公正主要张扬的是一种程序价值，体现在程序的运作过程中。评价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程序正义性所要求的品质，要看它是否使得那些受程序结果影响或左右的人受到应得的公正待遇，而不是看它是否产生好的结果。 客观公正的程序要求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裁判或诉讼结果直接影响的主体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要求法院必须以双方充分有效地参与的庭审为裁判基础。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区别” 。完善的程序确保对权利的救济和对权力的控制。但是反观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具备典型司法程序的特征，法院主动发动，单方控制，秘密操作使其更类似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复核处理程序，控辩双方均无法参与到程序中，被告人及其律师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对结果施加影响的几率几乎是零。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使公众对司法权的监督成为不可能，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以及司法权威的破坏和丧失。
三、 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和出路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涉及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它们两者并不统一。认识的目的在于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但这个认识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是发展的、复杂的 。同样在刑事诉讼中，为求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客观真实，就必须按认识论的原则设计程序。因为如果连程序的公正性都无法得到保障，那实体公正的实现会遭到更大的质疑。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立正体现了这一原则要求。死刑核准权的下放，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提高了司法效率，但司法公正大打折扣。而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永恒之正义。“与程序公正性和结果公正性相比，程序经济性毕竟属于次一级的价值标准。” 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要求死刑复核程序规范化、科学化， 死刑核准权上收是尊重生命的必然选择，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分开始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如何完善死刑核准程序？笔者认为主要从完善立法、收回复核权、改进复核程序三方面着手。
（一）完善立法规定，解决立法冲突问题。
第一，要解决存在于复核权的立法冲突问题。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死刑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只有死刑缓期执行案件核准权。《人民法院组织法》则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将部分案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这样《刑法》、《刑事诉讼法》与《人民法院组织法》之间存在立法冲突。依据“新法优于旧法”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我国的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立法，修改1983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使之与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一致，从而“收缴”最高人民法院下放死刑核准权的“尚方宝剑”，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也就有充分的立法上的依据了。
第二，明确规定死刑复核范围。修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复核范围相互矛盾的规定。关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笔者认为避免立法上的矛盾，应考虑修改现行刑法，将现行刑法第48 条中“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予以去掉，使其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一致。关于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则可仍由高级人民法院来行使。同时应该将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进行一致性的修改，在法条中予以明确规定以免理解上造成混乱。
（二）收回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目前中国死刑制度法治化进程中一个核心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来行使死刑的核准权；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如何落实法律规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已经于2005年3月10宣布死刑核准权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迟迟不收回死刑核准权的主要理由是物质条件不具备，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人手不够，经费不足，难以行使全国范围内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人手和经费，而在于有关决策机构和领导人的眼光和韬略。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是统一的，死刑核准权是国家司法权的重中之重。在国家的和平发展时期，没有比杀人更重大的事情，因此，死刑核准权理所当然只能由中央司法机关直接行使。
国际人权法强调必须保障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有可判死刑之罪的人获得适当的法律协助以及只有根据主管法院的终审判决才能执行死刑。将死刑复核程序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应该是中国的死刑制度在程序方面与国际人权法接轨的必然要求 。
横看当今世界，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包括由地方立法机关决定死刑存废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最高司法机关也有对死刑运用的最终审查权，无论是英联邦还是美国都是如此。纵观中国千年历史，即使是经常滥用死刑的封建社会，死刑的最终决定权多数时期也由中央直接掌握，直至由皇帝亲自勾决。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不仅是实现死刑核准权统一行使和全国死刑适用标准一致的迫切需要，也是尊重人权、纠正死刑核准中违背《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然要求。我国已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是切实履行宪法的必然要求，从而避免我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对话中处于被动地位。死刑核准权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权力，更是它的职责，不能放弃，否则就是渎职。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


武汉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暂行办法
第188号



　　《武汉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暂行办法》已经2008年7月7日市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阮成发

二００八年七月十六日



武汉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我市轨道交通建设，保障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和运营秩序，维护乘客和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轨道交通，是指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大运量的城市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公共客运系统。

　　本办法所称轨道交通设施，是指为保障轨道交通系统正常安全运营而设置的轨道、隧道、高架道路（含桥梁）、车站（含出入口、通道）、风亭、风井、车辆段与维修基地、车站设施、车辆及机电设备系统等设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营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四条　市轨道交通管理机构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综合管理、协调和轨道交通运营的监管工作。

　　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本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项目报批工作。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轨道交通建设的规划管理工作。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轨道交通建设的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管理工作。

　　市国土房产、交通、公安、城管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做好轨道交通建设的有关工作。

　　依法确定的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具体负责本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营和沿线综合开发等相关工作。

　　第五条　本市轨道交通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分期建设、规范运营、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六条　轨道交通建设资金通过多渠道、多方式筹集。纳入轨道交通建设资金平衡方案范围内的土地收益，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用于轨道交通建设。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义务支持与配合轨道交通建设，不得阻碍或者影响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

　　第二章　规划和用地管理

　　第八条　本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本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由市发展改革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市交通发展规划以及轨道交通网络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和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应当与其他公共交通规划相衔接，并预留必要空间以保证安全便捷的换乘条件及足够的疏散能力。

　　编制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和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广泛听取公众和相关方面的意见。

　　第九条　本市轨道交通沿线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在站点周边及上盖进行综合开发的，建设单位应当编制站点周边及上盖物业综合开发规划，站点周边及上盖物业综合开发规划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轨道交通沿线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

　　第十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本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和建设规划，对轨道交通的建设用地及影响用地进行规划管理和控制。

　　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本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和建设规划，组织编制轨道交通土地利用规划，并对轨道交通沿线土地供应进行控制，保障轨道交通建设的需要。

　　第十一条　规划轨道交通站点用地时，应当充分考虑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车辆、客运出租汽车、社会车辆、长途客运、铁路、航空等交通方式的衔接，预留换乘枢纽、停车场等公共交通和公共设施用地，做到轨道交通站点与大型交通枢纽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实现零换乘。

　　规划确定的轨道交通站点建设用地和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以行政划拨方式供地。第三章建设管理

　　第十二条　轨道交通建设应当按照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和本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以及国家批准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进行，并纳入本市城市建设年度建设计划。

　　第十三条　轨道交通建设使用地面以下空间时，其上方和周边建（构）筑物和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服从轨道交通建设的需要，并提供必要的便利。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和减少对上方和周边已有建（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的影响，保障其安全；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或者赔偿。

　　第十四条　根据规划要求，轨道交通出入口、通风亭等设施需与周边物业结合建设的，周边物业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服从；因结合建设给周边物业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利益造成损失的，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依法予以补偿或者赔偿。

　　第十五条　因轨道交通建设需要征地和拆迁的，涉及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应当服从轨道交通建设的需要，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对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依法予以安置补偿，具体工作由相关区人民政府及开发区、风景区管委会依法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因轨道交通建设需要查找通信、供电、供水、热力、排水、燃气和人防工程、建（构）筑物等管线、设施档案资料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产权单位应当向轨道交通建设单位提供。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保护轨道交通沿线的通信、供电、供水、热力、排水、燃气和人防工程等管线和设施的安全。

第十七条　因轨道交通建设需要永久拆迁或者临时迁改管线的，各管线产权单位应当服从轨道交通建设的需要，并协助实施。管线由轨道交通建设单位负责迁移的，应当按照有关规范标准和双方协商的方案实施；由产权单位自行迁移的，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依法予以补偿。

　　第十八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在轨道交通沿线采取技术保护及监测措施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九条　轨道交通建设期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道路交通组织疏导工作，制订交通组织疏解方案、城市道路交通堵塞应急处理预案。

　　第二十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城市道路保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并按照审批要求做好建设期间的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城市道路保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等工作。

　　第二十一条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等责任单位应当加强施工现场及其邻近区域的文明施工管理，按照《武汉市建筑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办法》的规定，实行施工围挡的标准化设置，控制施工扬尘和带泥上路，落实便民通道，方便市民出行，保证施工作业秩序和施工现场环境质量。

　　第二十二条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应当遵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并且符合保护周围建（构）筑物以及其他相关设施的技术规定。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应当通过招标方式选定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

　　第二十三条　轨道交通建设应当符合轨道交通运营功能配置规范的要求。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在组织工程项目的设计、建设时，应当按照反恐、消防管理、事故救援等有关规定，建设消防、逃生、防汛、防爆、防护救援等设施，配置安全可靠的运营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完善的轨道交通安全监测和施救保障系统，保障乘客乘车安全、舒适、便捷。

　　第二十四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和轨道交通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依法承担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质量责任。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进行质量监督。

　　第二十五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和轨道交通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进行安全监督。

　　第二十六条　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轨道交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预警和应急协调机制，建立健全事故预防、报告和处理制度，并组织演练，建立和执行建设过程动态安全监测制度，确保安全生产。

　　第二十七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在轨道交通车站或者通风口附近采取保护措施保证轨道交通的通风安全，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并予以配合。

　　第二十八条　轨道交通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设计标准组织工程初验；初验合格的，可以进行试运行；试运行合格，经市人民政府组织规划、建设、交通等有关部门和专家认定具备基本运营条件的，可以进行试运营。

　　轨道交通工程竣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正式运营。

　　安全设施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轨道交通工程项目，不得投入运营。

　　第四章　运营管理

　　第二十九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做好轨道交通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确保其正常运行和使用。

　　电力、供水、通讯等单位应当协助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保障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营，保证轨道交通用电、用水、通讯需要。

　　第三十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制定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规范，为乘客提供安全、便捷的客运服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保持出入口、通道的畅通，根据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设置安全、消防、疏散等各类指引导向标志。

　　轨道交通出入口的导向标志应当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统一设置。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在与出入口合建的周边物业范围内设置导向标志的，周边物业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配合。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在车站醒目位置公布首末班车行车时间、列车运行状况提示和换乘指示。调整首末班车行车时间的，应当提前向乘客告示。

　　第三十一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健全卫生档案，落实卫生管理措施，保持车站、车厢的整洁卫生，保证车站、车厢等公共场所的空气质量和卫生状况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标准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减少地面线路列车运营时的噪声污染。

　　第三十二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对从事轨道交通驾驶、调度等岗位的工作人员和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

　　第三十三条　轨道交通票价依法实行政府定价。

　　轨道交通票价应当与本市其他公共交通的票价相协调。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执行政府确定的票价，不得擅自调整。

　　第三十四条　乘客乘坐轨道交通，应当遵守轨道交通乘坐守则。

　　轨道交通乘坐守则由市轨道交通管理机构制定并公布。

　　第三十五条　禁止下列影响轨道交通运营秩序的行为：

　　（一）非法拦截列车、阻断运输；

　　（二）擅自进入轨道、隧道或者其他有警示标志的区域；

　　（三）攀爬或者翻越围墙、栏杆、闸机、机车等；

　　（四）强行上下车；

　　（五）不按规定购票乘车，经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追索后仍拒付票款；

　　（六）其他影响轨道交通运营秩序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禁止下列影响轨道交通公共场所容貌、环境卫生的行为：

　　（一）在车站、站台或者其他轨道交通设施内停放车辆、堆放杂物、摆设摊档或者未经许可派发印刷品；

　　（二）在车站、站台、列车或者其他轨道交通设施内随地吐痰、便溺、吐口香糖、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三）在车厢或者其他城市轨道交通设施上乱刻、乱写、乱画、乱张贴、悬挂物品；

　　（四）携带宠物、家禽等动物乘车；

　　（五）在禁止吸烟区域内吸烟；

　　（六）其他影响轨道交通公共场所容貌、环境卫生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禁止乘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和放射性、腐蚀性的危险品乘车。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以对乘客携带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对携带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品的乘客，应当阻止其进站或者责令其出站；强行进站或者拒不出站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八条　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发生故障而影响运行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及时排除故障，恢复运行。无法及时恢复运行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妥善组织乘客疏散，乘客不得在车厢或者车站滞留。

　　轨道交通因运行故障不能正常运行的，乘客有权持有效车票要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按照规定退还票款。

　　第三十九条　市轨道交通管理机构和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接受乘客对违反运营规定和服务规则行为的投诉。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乘客对答复有异议的，可以向市轨道交通管理机构投诉，市轨道交通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乘客投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第四十条　公安机关负责轨道交通的治安管理，维护轨道交通的治安秩序。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四十一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安全生产。

　　第四十二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反恐、消防管理、事故救援等有关规定，在轨道交通设施内，设置报警、灭火、逃生、防汛、防爆、防护监视、紧急疏散照明、救援等器材和设备，定期检查、维护，按期更新，并保持完好。　　

　　第四十三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负责轨道交通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定期对土建工程、车辆和运营设备进行维护、检查，及时维修更新，确保其处于安全状态。检查和维修记录应当保存至土建工程、车辆和运营设备的使用期限到期。

　　第四十四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组织对轨道交通关键部位和关键设备的长期监测工作，评估轨道交通运行对土建工程的影响，定期对轨道交通进行安全性评价，并针对薄弱环节制定安全运营对策。

　　在发生地震、火灾等重大灾害后，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对轨道交通进行安全性检查，经检查合格后，方可恢复运营。

　　第四十五条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向乘客宣传安全乘运的知识和要求。

　　第四十六条轨道交通应当在以下范围设置控制保护区：

　　（一）地下车站与隧道周边外侧50米内；

　　（二）地面和高架车站以及线路轨道外边线外侧30米内；

　　（三）出入口、通风亭、变电站等建筑物、构筑物外边线外侧10米内。

　　第四十七条　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进行下列作业的，作业单位应当制订安全防护方案，并征得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同意：

　　（一）新建、扩建、改建或者拆除建筑物、构筑物；

　　（二）敷设管线、挖掘、爆破、地基加固、打井；

　　（三）在过江隧道段挖沙、疏浚河道；

　　（四）其他大面积增加或者减少载荷的活动。

　　上述作业穿过地铁下方时，安全防护方案还应当经专家审查论证。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在不停运的情况下对轨道交通进行扩建、改建和设施改造的，应当制订安全防护方案，并报市轨道交通管理机构备案。

　　第四十八条　在轨道交通线路弯道内侧，不得修建妨碍行车瞭望的建筑物、构筑物，不得种植妨碍行车瞭望的树木。

　　第四十九条　禁止下列危害轨道交通设施安全的行为：

　　（一）非紧急状态下动用应急装置；

　　（二）损坏车辆、隧道、轨道、路基、车站等设施设备；

　　（三）损坏和干扰机电设备、电缆、通信信号系统；

　　（四）污损安全、消防、疏散导向、站牌等标志，防护监视等设备；

　　（五）其他危害轨道交通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六章　应急处理

　　第五十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订轨道交通建设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订大型演练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应当根据轨道交通建设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轨道交通建设实际情况和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源，制订深基坑失稳、隧道塌方、漏水、地面大面积沉陷、涉及轨道交通工程的重大交通事故等专项应急预案。

　　第五十一条　市轨道交通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订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订大型演练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制订地震、火灾、浸水、停电、反恐、防爆、列车重大延误、客流激增等分专题的应急预案；各专题的应急预案应当划分应急预案级别，并与行政主管部门的总体预案相互衔接。

　　突发地震、火灾等紧急事件时，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和相关工作人员应当立即报警和疏散人员，并采取相应的紧急救援措施。

　　第五十二条　轨道交通车辆地面行驶中遇到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影响运营安全的气象条件时，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启动应急预案，并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安全处置。

　　第五十三条　遇有轨道交通客流量激增危及安全运营的紧急情况，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采取限制客流量的临时措施，确保运营安全。

　　第五十四条　遇有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或者发生突发事件等严重影响轨道交通安全的情形，并且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安全运营时，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以停止线路运营或者部分路段运营，但是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告，并报告市轨道交通管理机构。

　　第五十五条　轨道交通运营中发生安全事故，市轨道交通管理机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依据应急预案进行处置，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发生人员伤亡的，应当按照先抢救受伤者、及时排除故障、恢复正常运行、后处理事故的原则处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规定的，由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处理。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规定的，由市轨道交通管理机构依照建设部制发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八条　拒绝、妨碍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扰乱轨道交通运营秩序，妨害轨道交通安全，损毁轨道交通设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轨道交通设施损坏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其责任人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轨道交通建设或者运营造成建筑物、构筑物损坏的，由责任单位根据其损坏程度予以修复，或者给予相应的赔偿。

　　第六十条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