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地方税务机构分设后有关税务行政复议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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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银行业反不正当竞争公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金融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强化行业自律机制，促进银行业健康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银行业协会章程》，经中国银行业协会全体会员单位共同商定，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适用于中国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及其从业人员。

第三条 会员单位及其从业人员承诺互相监督、共同遵守，自觉履行公约的各项约定，维护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形象。

第二章 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四条 本公约所称不正当竞争是指单位或从业人员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约约定，损害其他银行合法权益，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第五条 会员单位在业务宣传中，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只宣传客户可能获得的收益，隐瞒或不客观揭示业务风险；

（二）采用虚假宣传的手段，欺骗和误导客户；

（三）对其他会员单位或同业非会员单位进行歪曲、诋毁，运用模糊概念或容易产生歧义的图文材料影射其他会员。

第六条 会员单位在办理本外币存款业务中，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存款利率管理规定高息揽存或变相高息揽存；

（二）向存款经办人和关系人支付法定利息以外的各种不正当费用；

（三）办理储蓄业务，违反“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强拉客户开立代收代扣个人费用账户。

第七条 会员单位在办理信贷业务中，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监管部门的规定，采取降低贷款条件争揽客户、开展授信营销或提供承诺；

（二）对单一客户、关联企业客户和集团客户的授信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限制比例；

（三）超出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发放贷款、办理票据业务；

（四）在信贷业务营销中向经办人和关系人支付各种不正当费用；

（五）协助客户逃避其他银行信贷监管。

第八条 会员单位在办理结算业务中，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规定为单位和个人开立账户；

（二）拒绝受理、代理正常结算业务；

（三）无理拒付应由银行支付的票据款项；

（四）签发空头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办理空头汇款；

（五）违章签发承兑、贴现票据，套取其他同业单位的资金；

（六）任意压票、退票,截留挪用客户和其他同业单位的资金；

（七）受理客户的无理拒付，不扣、少扣客户的滞纳金；

（八）放弃对违反结算纪律的制裁；

（九）在支付结算制度之外规定附加条件。

第九条 会员单位在办理银行卡业务中，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向经办人和持卡人支付各种不正当费用等恶性价格竞争手段来争取市场份额；

（二）在与特约商户签订受理合约时，违反行业协会制订的行业标准；

（三）在已经开展银行卡联网联合的地区安装具有排他性的POS机、读卡器及ATM机。

第十条 会员单位在办理资金交易业务中，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规、超范围进行有关交易业务操作；

（二）在资金交易过程中，不按合同约定完成资金、债券的交割；

（三）以发布虚假信息、串通制定非正常价格等手段扰乱市场，伺机获利；

（四）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非正常价格进行资金交易。

第十一条 会员单位在办理证券业务中，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企业短期融资券、金融债券承销过程中，通过恶意压低承销费用竞争客户，扰乱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

（二）在债券投资、交易过程中，制造、散布虚假的信息误导市场成员和客户；利用内幕消息、非法交易等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通过对敲、操纵价格等方式影响市场价格走势；

（三）在债券投标过程中，恶意压低投标价格，影响中标票面利率。
第十二条 会员单位为客户提供各类金融服务时，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收费标准未提前告知客户或对客户进行误导性描述；

（二）违反国家统一制订的收费标准，多收或少收客户服务费用；

（三）违反由中国银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

（四）以不正当手段压制其他银行机构的公平竞争；

（五）以低于成本价格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或以向客户无偿提供办公场所、办公设施、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和承担相关费用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六）在办理业务时故意向不知情客户隐瞒免费服务或低资费服务项目，而推销有偿服务或高资费服务项目。

第十三条 会员单位应共同抵制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加强协调，相互支持，重视行业整体利益与形象，及时将信用不良债务人的情况向协会和同业单位通报，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拒不执行行业协会组织实施的对逃废债、无故拖欠银行利息的不良债务人的联合制裁行动；

（二）向被制裁的不良债务人提供信贷业务、结算业务及其他服务等业务；

（三）向被制裁的不良债务人提供其他便利，给制裁行动增加障碍；

（四）不向协会和同业单位通报不良债务人的情况。

第十四条 会员单位不得以不正当手段刺探、窃取其他会员单位涉及产品研发和重大战略决策等商业秘密；未经其他同业单位同意，不得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商业秘密。

第十五条　会员单位应尊重其他同业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其他相关协议的效力，不得采取以下手段或方式吸引、招收其他同业单位从业人员：

（一）招收、录用未与其他同业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合同）的从业人员；

（二）以窃取商业秘密和争夺客户资源为目的，诱使其他同业单位从业人员辞职；

（三）破坏其他同业单位内部团结，鼓动、煽动其从业人员集体辞职；

（四）在招聘过程中诋毁其他同业单位声誉；

（五）代为支付违约金或赔偿金，鼓励其他同业单位从业人员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六）采用欺骗、隐瞒等手段诱使其他同业单位从业人员辞职；

（七）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吸引、招收从业人员。

第三章 服务、监督和处罚

第十六条 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负责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会员单位的意愿和要求，维护会员单位的正当权益，向会员单位传递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规、政策及行业自律信息。

第十七条 会员单位可以对行业标准向协会提出修改申请，协会将组织会员单位适时修订。

第十八条 协会定期将会员单位上报的不良债务人名单汇总后通报全体会员单位。组织会员单位共同采取对不良债务人的制裁行动，并对行动中会员单位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进行协调和裁定。

第十九条 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负责对所有会员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履行公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会员单位违反本公约的，经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查实后，视情况给予以下处理：

（一） 情节轻微的，由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采取以下自律惩戒措施：

1.责令违约单位限期改正；
2.协会内部通报；
3.依照《中国银行业协会章程》进行其他处理。

（二） 情节严重的，由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报中国银监会处理。

第二十一条 非会员单位违反本公约的，由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报中国银监会处理。
第二十二条 会员单位的从业人员违反本公约的，视情况给予以下处理：

（一） 情节轻微的，由所在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

（二） 情节严重的，会员单位应及时报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经自律工作委员会查实后，对该从业人员采取禁入措施，并提出处理建议报中国银监会。

第二十三条 非会员单位的从业人员违反本公约的，由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报中国银监会处理。

第二十四条 会员单位对于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的处理有异议的，可以向中国银监会反映。

第二十五条 会员单位的从业人员对于所在单位给予本人或其他从业人员的处罚有异议的，可以向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反映。经自律工作委员会调查后，确有不当之处的，由中国银行业协会指导该会员单位纠正其处罚决定。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公约由中国银行业协会自律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二十七条 本公约与国家法律法规不一致的，依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公约由会员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二十九条 在本公约生效后，取得中国银行业协会会员资格的单位，自取得会员资格之日起，视为自愿加入本公约，本公约将对其从业人员自动生效。


我国对合伙特殊形态的取舍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南京 210093）
合伙问题之研究向来为学界所重视，一方面是由于合伙的形态纷繁复杂，其内外部法律关系亦是变幻莫测，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之迅猛发展呼唤对合伙制度的深层次研究，而高新产业之高风险特点也使引入新型合伙形态（如有限合伙）成为必然。
合伙的特殊形态主要包括复合伙、隐名合伙和有限合伙。所谓复合伙是指一个合伙人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1] 所谓隐名合伙就是当事人双方成立的，一方对另一方经营的事业出资并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另一方独立经营并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双方按约定的比例分享经营所得，分担经营损失的一种特殊的契约形式。其中，出资方称为隐名合伙人，经营方称为出名营业人。[2] 而所谓有限合伙，指由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共同组成，有限合伙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承担责任；普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形式。[3] 有限合伙与隐名合伙最表象的区别就在于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人是否为外界第三人所知晓。
对于复合伙之取舍问题，我国学界早在《民法通则》制订之时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尽管从世界范围上看，多数国家法律并不禁止复合伙。但是，在我国法律不完善，特别是破产法尚未对自然人、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的破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复合伙的存在弊大于利，应当禁止复合伙。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如果法律不禁止复合伙，那么将会发生某一合伙人以自己的个人财产承担两个以上的合伙债务无限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况，而以合伙人个人极其有限的个人财产同时满足两个以上的债权将是极其困难的，这最终会导致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得到清偿。其次，允许成立复合伙，不仅会大大加重合伙人个人的债务负担，而且会使合伙相对人难以了解和掌握合伙企业的资信情况，从而影响交易安全。此外学者马强认为法律禁止复合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合伙人的投资积极性，使社会闲散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另一条有效途径加以解决，那就是合伙法律中因如有限合伙和隐名合伙制度。[4]
有限合伙与隐名合伙是两种极为相似的合伙组织形式，但实际上两者存在者本质的区别。笔者综合各学者之观点，认为主要区别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隐名合伙必然以金钱为出资内容，不得以信用、劳务出资；而有限合伙人之出资构成不受法律限制。第二，有限合伙是一种企业组织形态，其必须向政府主管机关就合伙事项申请登记，因此有限合伙具有公开性和相对的稳定性；而隐名合伙是一种合同关系，其不必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因此隐名合伙具有隐蔽性和临时性的特点。[5]
通过上述对隐名合伙和有限合伙的简单比较，笔者个人认为我国采用有限合伙制度较为适宜。理由如下：首先，隐名合伙对出资形式的限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应以投资主体、投资形式的多元化为特征，如此方能达到刺激投资，发展经济的效果。就此而言，有限合伙制度较隐名合伙制度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之要求。其次，有限合伙的企业形态特征更有利于其健康发展。一方面其须经登记方可营业，其公开性的特征，将有利于保护市场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更有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其相对的稳定性更符合合伙的组织性特征，更有利于在有限合伙发展成熟时其向公司化形式的转化。而隐名合伙作为一种合同关系，隐蔽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自然不利于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不利于交易之安全，而且其极易和一般的借贷合同关系相混淆，极有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从而极有可能成为合伙人逃避责任的托辞，危害合伙债权人的利益。再者，实际上我国一些地方性法规对有限合伙的设立已作了肯定性的规定。例如：《深圳经济特区合伙条例》。亦有学者指出，若对隐名合伙加以肯定，将会给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大开方便之门，容易产生权力经商现象。此外，还将给通过贪污、受贿等方式获得大量非法收入的人提供转移财产的合法、安全途径，为侦察、处罚此类犯罪人为设置障碍。因此，依据我国目前的有关政策规定和现实状况，不宜对隐名合伙加以确认。至于隐名合伙的一些自身优点，可通过确立有限合伙的方式加以吸收。[6] 综上所述，笔者个人认为选择有限合伙，而放弃隐名合伙实乃明智之举。至于有限合伙具体制度之设定，我国学者也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应该说，这些观点意见对将来有限合伙制度之建立极其有益。[7]
此外学者马强认为从保护合伙人和善意第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我国法律亦应当规定禁止反言合伙制度。[8] 所谓禁止反言合伙，是指某人虽然不是某现存合伙的真正合伙人，但他以言辞、文字或行为表明他是该合伙的合伙人，或者同意他人以言辞、文字或行为表明该某人为某现存合伙的合伙人，从而使第三人相信这种表述并对该合伙施以信用，则在该某人与现存合伙之间产生禁止反言合伙，又称表见合伙。[9] 其构成要件为：①行为人表明自己是合伙人。②表明是该某人做出的或经其同意的。③第三人知悉并信赖表明。④第三人基于对表明行为的信赖实施了一定行为，并使第三人的处境发生了改变。⑤第三人信赖表明行为必须是基于善意而且并无过错，否则，第三人不得提出禁止反言合伙诉讼。禁止反言合伙的主要类型有：①退伙(退休)或解散。②合伙人死亡。③隐名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从事合伙的经营、管理。④从来不是合伙成员的合伙雇员、帮工实施了被误认为合伙人的行为，而第三人基于误认又与该雇员、帮工进行了交易，该雇员、帮工将构成禁止反言合伙人。[10] 由于禁止反言的合伙人要像实际的合伙成员那样承担责任，并且这种责任是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因此禁止反言合伙制度创设有利于维护交易公平，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促进司法的公正。由此我国确有建立禁止反言合伙制度的必要，但笔者想补充一点的是，禁止反言合伙（即表见合伙）极易与表见代理制度相混淆，如何区分这两个概念，即一个人以合伙名义从事事务何时应归为表见合伙，何时应归为表见代理，这将是我们将来研究之重点问题之一。



注释：
[1] 马强：《合伙法律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2] 乔璐、顾滨：《论隐名合伙》，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4期，第69页。
[3] 参见江平、曹冬岩：《论有限合伙》，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第48—49页。
[4] 参见前注1揭，第155—158页。
[5] 参见如下几篇主要文献：乔璐、顾滨：《论隐名合伙》，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4期。刘黎明：《隐名合伙及相关的法律问题》，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江平、曹冬岩：《论有限合伙》，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马强：《合伙法律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323页。
[6] 李明发：《我国合伙企业法中的若干规定评析》，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第108页。
[7] 可参见如下几篇主要文献：江平、曹冬岩：《论有限合伙》，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马强：《合伙法律制度研究》（第九章），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王伯庭主编：《民商事重点难点问题解析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543页。
[8] 前注1揭，第344页。
[9] 前注1揭，第324页。
[10] 详见前注1揭，第324—542页。